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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彭的實際上根本就不會裝修，找來幹活的那些師傅都是他們村裡的農民，地上砌的瓷磚還不到三個月就鬆動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響。後來我質問他，他卻說瓷磚都是這個樣子的，連大商場裡的瓷磚都是吧嗒吧嗒響的。當時我真恨不得扯他兩個耳光。給我安裝的吊燈，在天花板上用衝擊電鑽打個眼，塞個木頭片就把螺絲擰上去了事，半年以後吊燈從上面掉了下來。安下水管時，明明我買回了PVC管子，可他不會安裝，就用洗衣機那種軟管對付，熱水一衝，軟管馬上就變形堵塞了。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們家頭痛的問題，汙水經常溢位，把木質的櫥櫃都泡變形了。後來在清理櫥櫃下面的汙水時，我們把櫥櫃底部鋸開後居然從裡面掏出了姓彭的他們以前吃剩的餿飯、一次性碗筷，甚至還有一隻破鞋。
買裝修材料的時候需要經常請一些搬運工，不知為什麼這些搬運工在建材市場通常被稱做“兔子”。但我覺得這個稱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們“兔子”，而總是叫“搬運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歡羅裡巴嗦地討價還價，一般是“兔子”說什麼價錢就按什麼價錢。有好幾次，那些“兔子”自己開口報價，等到了家裡就說吃虧了，要求再加錢，否則就走人。第一次我無奈之下就給了，後來發現不少“兔子”都如法炮製，才明白這是這些“兔子”們劃拉錢的手段。於是我不但不給加錢，而且還聲色俱厲地將其臭罵一頓要他們馬上滾蛋。我一狠，這幫“兔子”就老實，還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親到漢口火車站提貨，由於大躍進時候得了關節炎，母親在年紀大了以後腿不利索，難以負重上樓，就在火車站找了個“兔子”。母親讓他看了看這十件燈籠，每件大概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樓。“兔子”說得給十塊錢，母親一聽十塊錢雖然貴了點，但也不想再為省個一塊兩塊的再去找人，就讓那個“兔子”跟著車來了。結果那個“兔子”搬了幾箱，見只有我母親這個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現場加價要三十塊，否則不搬。我母親一聽覺得這簡直就是敲詐，心一橫讓他走自己搬。這傢伙走了幾步，竟然還有臉回來跟我母親要十塊錢，說是先前搬上樓的那幾箱的工錢。我母親說，你又沒有搬完，憑什麼給你十塊，你搬了四箱，只給四塊。那小子不幹，就坐在我母親的燈籠上耍賴不肯走。幸虧這時小區的保安聽到爭吵後趕過去，把那個“兔子”攆走了，又幫我母親把剩下的幾箱搬了上去，一分錢也不要。
中國的現狀就是這樣，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運動的洗禮，中國人從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滿了道德淪喪、見利忘義、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無信、無羞無恥之輩。“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一諾千金”這些成語，用來形容現代的多數中國人實在是不合適了。中國要想真正地富強，光看GDP的增長、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的興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拋棄的道德廉恥，中國永遠不會真正振興，也休談什麼被人尊重。
不過，我在裝修房子時也有意地與民工接觸接觸，瞭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買的材料比較多，我僱了七八個民工。那次我沒有坐到駕駛室，而是和民工們一起坐在後面貨廂裡，很自然就談到了農民的現實生活。民工們向我大吐苦水，說現在村官腐敗、負擔很重、生活困苦。我又問：“那你們肯定過得不滿意吧？”一個農民回答：“何止不滿意，現在只要有人領頭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將話鋒一轉，問道：“那你們在毛主席時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農民中有個年紀大的，說道：“毛主席時代，我們生活比現在艱苦些，吃不飽哇。可是，那時侯當官的沒有這麼壞！我們餓肚子，毛主席也和我們一起餓肚子。”我問他們是不是鄉親們都很懷念毛澤東，他說：“是啊，我們那裡好多人都掛他的像。”另外一個農民說：“沒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現在孩子連小學都上不起了！”我說道：“但是，你們知道你們餓肚子的時候，毛主席光吃魚的菜譜上就有十七個菜嗎？你們知道，你們家鄉餓死人的時候，毛主席在武漢、韶山蓋別墅嗎？”農民們驚愕地說：“這怎麼可能呢？聽人說，毛主席那時侯腳餓得浮腫啊！毛主席的女兒也吃不飽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數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譜——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