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戈爾巴喬夫，這位頭頂長著紅色胎記的、面目和善的蘇聯政治家似乎有一種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隱約感到這將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與老態龍鍾的、北極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麼的不同啊！我在收聽莫斯科廣播電臺的時候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象：以前莫斯科廣播電臺總是稱中國政府為“北京統治者”，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後不久就改成了“我們偉大的鄰邦，社會主義中國”。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黃金時代（1984～1987） 五、扶危助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們所在的那個家屬院裡，絕大多數工人家庭生活雖然有了好轉，但也只是實現了溫飽而已，仍然是談不上什麼財富的。財富這個東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不斷地積累，聚沙成塔。在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人們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都還沒什麼積累。其中有一位林師傅，他的家裡有四個孩子，老婆沒工作，還有兩位老人需要養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難。全家過年時連肉都買不起，包頓白菜餃子就算過年了。
我的父親母親是從極度貧困裡走過來的，知道沒有錢是什麼滋味，更知道人困難時是多麼需要幫助。當時我們家的經濟條件已經獲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辦法幫助林師傅家。為什麼想幫林師傅呢？原因是林師傅雖然特窮，但非常有責任心，對孩子盡心盡責。當時工人中很多人不怎麼管孩子，自己每天渾渾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隨便長。林師傅這個人非常勤勞，從來不打牌浪費時間，節衣縮食供幾個孩子上學，孩子成績也不錯。林師傅也是個有自尊的人，窮成那樣從不主動開口向人求助，只是自己默默地幹活。林師傅也是個實在人，一步一個腳印，比那些張嘴就借三萬、五萬，夢想著做“大買賣”的人，塌實多了。無奈家裡負擔太重，老婆又沒工作，當時一個月就那麼幾十塊錢，再勤勞也翻不了身。
林師傅家孩子上學時，窮得連作業本、草稿紙都買不起。林師傅經常從單位拿一些過期報紙回家，孩子們就在報紙邊緣的空白處演算題目。當時我母親在財務股，知道這個情況後，經常從單位領一些空白的信紙和財務報表回家交給林師傅。林師傅的幾個孩子也是很有志氣的人，非常節約，演算時先用鉛筆寫一遍，又用藍色墨水寫一遍，最後再用黑墨水寫一遍，一張紙要反覆用三遍。母親就把這些用過的草稿紙拿過來給我看，說，你看人家林師傅的孩子，家裡條件這麼差成績都這麼好；咱們家條件強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對得起誰？
當時，鐵Z局有不少家屬做褲子賣掙錢，林師傅老婆也想幹這行，可是家裡沒本錢，買不起縫紉機，也租不起門面房。後來林師傅實在沒辦法了，就狠狠心拉下面子到我們家借五十塊錢做本錢。我的母親一聽就說：五十塊錢哪裡夠啊？於是，就主動弄了五百塊錢送給林師傅，還幫著她在縣城最繁華的市場裡租了一處櫃檯。那個時候，五百塊錢不是一個小數字：一個工人工資一個月也不過幾十塊錢；我母親當年在太谷糠醛廠做苦力時，要背五萬個五十斤重的麻袋上山，才能掙到五百塊錢。後來林師傅老婆做褲子逐漸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幾個孩子也都很爭氣，兩個考上了大學，兩個考上了中專。
林師傅這人有骨氣，條件稍微一好就要還錢，可我父母不要，說等孩子們都工作了再還不遲。就這樣，直到九十年代後期，林師傅最後一個孩子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我父母隨我到武漢落戶臨走時才收下林師傅還的錢。還錢那天，林師傅兩口子帶著幾個從外地趕回來的孩子，拿了兩千塊錢過來。林師傅是粗人，平時也不怎麼愛說話，但那天的話卻讓我父母感動得掉眼淚。他說，借這錢時，孩子們都還是小樹苗，今天都長成大樹了，可咱們都已經老了。不過咱們這一輩子也沒白受苦，孩子們個個都挺有出息的。這錢借了十幾年，也應該有點利息了，兩千都不算多，大哥大嫂不嫌少的話，就收下吧。我父母再三推辭，林師傅執意要給，最後父母還是隻收了五百。
除了幫林師傅家，我們家還幫助過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親線上材廠的同事。線材廠出事後，常師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獄後單位把他開除了，家裡一貧如洗。常師傅想做小生意謀生，當時借了一圈，沒幾個人借錢給他，於是向我們家求助。雖然我母親當時早就不線上材廠了，但還念著當年老工友的情誼，就送了五百塊錢過去。後來常師傅又混發達了，家裡有了好幾十萬，但對當年借錢的事卻絕口不提。到了一九九三年，由於通貨膨脹和老人相繼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學，家裡暫時又困難起來，母親就跟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