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來一些帶魚。八十年代中期還有一次，竟然運回了價格昂貴的鯧魚。那時還很少聽說什麼冰箱冰櫃，因此生鮮豬肉一般過年天冷的時候才會有，物資運來以後，往往是先按記賬方式分發，等節過了以後才挨個收錢。每當當地老百姓看到鐵Z局發放物資時的熱鬧情景，無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隨著大刮“批鄧”風，國民經濟又開始下滑，特別是交通運輸不暢。體現在老百姓那裡，就是物資供應極度緊張。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縣街上竟然沒有一處賣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親和幾個工人在街上轉了一大圈，（奇*書*網…整*理*提*供）無功而返。想著過元旦家裡卻沒有一丁點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幾個工人鬱悶地回家去了，我的父親不甘心，又來到處機關院內。一走進處機關大院，就發現一大群人圍在一輛解放汽車旁，人聲鼎沸。原來，供應段剛剛從外地運回了一車豬頭。我父親一看人太多擠不進去，就對賣豬頭的工友任××大喊一聲：“老任，幫我留個豬頭！肥一點的！”任師傅是父親的老相識，聽到以後就從車上挑了一個大豬頭，放在自己櫃檯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親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裡，正看到我的母親坐在家裡發愁：快過節了，什麼食品都沒有。此時一見父親提著那一個豬頭回來了，頓時非常興奮，一家人算是過了一個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節，我父親為了買上定量的二斤豆腐，從早上四點排隊一直排到下午才買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隊買肉……買回的都是瘦肉，因為肥肉都被“走後門”的人買回去了。有人肯定會驚奇地問：賣給你瘦肉還不好？我就喜歡吃瘦肉啊！不過，那時的人們既缺肉、又缺油，喜歡買肥肉解饞或者煉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賣肉的、賣豆腐的，簡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學教授還是工程師，人人都得向他們陪笑臉以巴望能弄點肥肉解饞——然而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權力最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惡劣的服務態度讓人難以忍受。文革時期隨著物資的長期短缺，“走後門”之風愈演愈烈，後來發展到“不正之風”，又發展到今天的腐敗。如今父親回憶起這段歷史，吃驚地說：“人的適應性可真強，當時那麼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麼挺過來的？現在想想都後怕，當時就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裡來的那麼大勁頭排十幾個小時的隊？”
儘管有人說文革是為了“整腐敗分子、特權階級”，但實際上那個時代照樣有腐敗分子、特權階級，而且為數不少。雖然從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生活水平不能與今日腐敗分子、特權階級同日而語，但是與當時的普通工人相比，幹部們的生活就是強得多。那時的白糖異常緊俏，平時根本就見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親就曾親眼見到，單位頭頭們家裡的白糖放得時間太久而變質，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頭頭家裡還有不少上海產的巧克力奶糖、麥乳精、名煙名酒等等，這在普通工人家裡是根本見不到的。
不僅是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時間裡，全國一度“八億人民八部戲”，雖然有些誇張，但基本上見不到什麼文藝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爾有幾部文藝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貫穿“兩條路線鬥爭”，無論是描寫大慶油田的，描寫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還是描寫農村的，除了環境變變，情節、人物基本上沒什麼變化。我在上大學時候，買了學校處理的圖書館藏的幾本書，其他幾本名字忘記了，只記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長江大橋》。這幾本書儘管描寫的事情不同，但裡面的人物和情節卻是一樣公式化：一個存在糊塗認識的老革命，一般擔任正職；一個苦大仇深的造反派，雖然不擔任很高職務，但革命路線站的穩，在工人或農民裡威望很高，一呼百應；一個走資派或者階級敵人，一般擔任副職，副總指揮、副廠長之類角色，總是搞破壞，甚至執著到了冒著生命危險搞破壞的變態程度；一個頭腦簡單的革命群眾，特別容易被壞人矇蔽，被教育後又幡然悔悟，又變成特別堅強的革命戰士。這類“文藝作品”情節大體相似：階級鬥爭特別複雜，壞人隱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誰也識不破，造反派覺得困難時都在半夜學毛著，學著學著豁然開朗，於是往往站到窗前，推開窗戶，“一股清新的空氣迎面撲來，窗外萬家燈火”。結局千篇一律：壞人想盡辦法破壞，最後狗急跳牆，結果被造反派帶領革命群眾抓個現行；老革命受到教育，頭腦簡單的群眾獲得成長。人物也沒有個性，只有“好”與“壞”的面具和標籤。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