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杯苦酒。
正如任何人都無法免於一死一樣，不管你是否願意，無論什麼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分成精英和群眾這兩個大集團。即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塵埃落定以後依然如故，無非是出現了一些個人的沉浮。中國的改革最初是由官僚——精英集團發動的，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徹底反人性的動亂之後，無論是精英還是群眾都需要有一個正常的秩序，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然而精英和民眾利益並非一致，精英需要靠剝削民眾養肥自己過人上人的生活，需要靠壓迫群眾維持他們高高在上的統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精英與群眾就已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到一九八九年衝突爆發出來，最終是精英集團透過暴力獲得了勝利。此後，民眾追求自己做主的願望受到壓制，中國脆弱而幼稚的民主力量在嚴酷打壓下日益分化瓦解，精英集團愈發的肆意妄為了。國有企業這個無人照看大蛋糕，就成了精英集團的囊中之物，任由他們巧取豪奪、肆意揮霍，到企業被吃幹喝淨的那一天，他們一拍屁股換地方，而工人就要倒黴了。
跟官方的宣傳恰恰相反，中國國有企業的工人所遭受的剝削恐怕是舉世罕見的。幾十年以來，中國工人階級被灌輸“老有所養，病有所靠”，為了所謂“光明的未來”勒緊褲腰帶，被給予極低的工資。雖然毛澤東時代有所謂公費醫療和免費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難以滿足最低標準的生活需要。只是鐵幕重重，官方惡意欺騙宣傳，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階級是過著怎樣的生活，因此反而產生一種盲目的感恩心態。工人階級手中的財富數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財富的積累，一旦出現任何風吹草動就立刻陷於生活無著的赤貧境地。等到下崗失業，再加上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兩個惡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懷念起毛澤東時代來。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車座位對面是武漢某個國營企業的推銷員。雙方都是年輕人，我們兩個互敬香菸後攀談起來，談到了國營企業的現狀。那個推銷員嘆了一口氣，說：“現在企業下崗真不得了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下崗”這個概念，不過不用他解釋，我立刻就明白這個概念是什麼意義。推銷員談到：他所住的家屬院，有一家下崗工人，孩子過年想吃肉，可是家裡沒錢買，於是大年初一，絕望的孩子的父親先殺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後自殺了。
回到家裡，我把路上那個推銷員的話跟父母講了一遍。我父母一陣難過，但旋即又問：咱們家不也是跟下崗一樣嗎？但這個社會只要你拼命地幹活就能生存，幹嗎要殺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難道對幹活的恐懼比對死亡的恐懼更甚？確實，當時我母親的企業早就名存實亡了，四五年沒有見到一分錢工資；我父親雖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載。要是靠工資過日子，早就餓死了。我的父母不等、不靠、不絕望，從八百塊錢起家，也無當官的做後臺靠山，慢慢地把生意越做越大，雖談不上發財，但養家餬口卻是沒問題的。並非我父母不同情那些走向絕路的下崗工人，但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路不走，非要選擇自殺呢？對比我們家在六七十年代的處境，現在的下崗工人還是要強許多，而且社會的包容性比那時還要大，為什麼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
我寫這番話並非是因為我對下崗工人不同情。恰恰相反，多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為底層民眾的利益而大聲疾呼。但是有一點我必須說：人一輩子生活必須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決不能指望什麼政府和善人的施捨。一些人可能會具有菩薩心腸，但即便是太陽的光輝也不能照遍宇宙的每個角落，更何況是人。人必須自強、自立、自信、自尊，必須居安思危、勤勞節儉、量入為出，日子才會越過越好。當然，一個人具備勞動能力、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勤勞的前提，因此，我堅決地反對貽害子孫的教育產業化和謀財害命的醫療產業化。我支援一部分人透過合法途徑富起來，但反對一部分人窮下去。近一些年來，有一些人看到社會兩極分化的現實，就以為有機可乘，於是便又把毛澤東時代當作“失落的天堂”重新抬出來，蓄意不提當年充斥的罪惡，誇大那些鳳毛麟角的優點，試圖挑起混亂，火中取栗，也確實矇蔽了一些老百姓。其實，就如同《國際歌》裡唱的那樣，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救世主，要創造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而那些政治騙子野心家們，也往往不是什麼好東西，挑起暴力和仇恨弄得腥風血雨、玉石俱焚，大不了是一次改朝換代，等到塵埃落定，老百姓該怎麼受壓迫還是怎麼受壓迫，等待下一次“革命”。中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