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只看了一下標準間，發現裡面設施也的確像賓館一樣，但是病房面積明顯比“高幹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麼臥室會客室。只是價格不菲：即使不用藥，每天光各項護理費用累加起來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來，即使對於我這個在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來說，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難怪那教授要問我們是不是“廠長經理”了。但是，我還是決心讓父親住進去享享福。然而，當我回來跟父親講時，立即遭到了父親的堅決反對。他說：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夠了，不要花冤枉錢講條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裡，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幾天過道也無所謂的。
好在住了兩天的加床之後父親有了正式的床位。這是一個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間，大約長六米、寬五米，裡面放了八張病床。由於房間小、床位多，裡面擁擠不堪。試想，八張病床，每張寬約九十公分，長約一點九米，床與床之間僅有零點六米的空擋，中間只有寬一米左右的過道。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卻要擠上至少十六個人，八個病人和每床至少一個陪護人員。由於血液內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紅斑狼瘡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進餐都在病床上，擁擠的房間裡總是瀰漫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惡臭。入夜，重症病號的呻吟聲、哭泣聲，陪護人員的鼾聲攪在一起讓人難以入睡。我覺得在這樣的房間裡待久了，真是沒病也要待出病來。
不幸嗎？不，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因為我們畢竟還有張病床來治病，畢竟還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奪走親人或自己的生命卻無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睜睜地等待死亡來臨而無可奈何的人們。和他們相比，我們已經幸運得不能再幸運了。在陪護父親的日子裡，我發現一個奇怪現象：經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樓梯上哭泣，有時甚至是全家抱頭痛哭。一開始，我還以為是得知親屬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為悲傷而哭。由於我自己也面臨同樣處境，因此就顧不得他們啦。可是後來有一天父親告訴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倆抱頭痛哭，就去安慰她們幾句，結果發現她們是因為女兒得了白血病，來住院部一打聽那天文數字的治療費讓她們根本無法負擔，因此才傷心哭泣。那天我父親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緊鎖著眉頭，飯也沒吃幾口。“解放五十年了！窮人還是看不起病！”父親痛苦地說，“這是什麼世道？有權有錢的人烏龜王八吃膩了就吃金子，可窮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著，他回憶起七十年代一件事：當時，他的一名工友因為鐵屑插進手掌中化膿引起敗血症，局醫院沒法治立刻就送到鐵路總醫院，還派了三個人輪流招呼。“要是現在，他只有等死了！”父親感嘆道，“他治不起！”
就在那些因為治不起而回家等死、抱頭痛哭時，就在同一所醫院裡，別墅式的高幹樓掩映在綠樹紅花中，顯得神聖高貴；新落成的保健樓還散發著新刷的油漆味，就象暴發戶那樣顯得富態奢華；可是，這兩個地方的人總是非常少。而與它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矮破舊、灰黢黢的普通病房，那裡的人始終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讓我深刻體會到什麼叫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我父親觸景生情地說：這才叫“三個代表”呢——高幹病房代表先進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進生產力，而散發著惡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農民、下崗工人呢？誰來代表他們？
滑稽的是，那天我走出醫院的大門時，居然還看到大門上刻著幾個紅底鎦金的大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我頓時感覺到：這真是一種絕妙的諷刺。那天晚上回家以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後來我披衣來到書房，難忍心中悲憤，針對殘酷的現實創作了一則民謠《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僕，高幹病房真舒服；病房要分裡外間，環境幽雅似別墅；半是療養半治病，十萬百萬國家出；看完電視打電話，還說條件太艱苦。
二等公民大老闆，高階病房賽賓館；傢俱電器皆具備，護士小姐送溫暖；要說存在啥遺憾，只是自己得買單；雖說要價太離譜，投入產出還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擠張病床來保命；八人一室雖擁擠，不睡過道還慶幸；醫生護士冷冰冰，一旦沒錢把藥停；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積蓄要花淨。
四等公民是窮人，有病無錢莫進門；救死扶傷啥玩意，是死是活無人問；一家老小抱頭哭，回家等死何堪忍；朱門酒酣美人醉，路有凍死病死人！
二○○二年四月一日，父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