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走進這個公司的大門，伴隨著日復一日在各個企業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壓抑。以前生活在繁華大城市的摩天大樓裡，我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今日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聞聯播》，為這裡的高速公路通車和那裡的摩天大樓竣工而覺得自豪。對中國的瞭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榮昌盛的外表上。而今，我終於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國有企業、田間地頭去，瞭解到了一個隱藏在浮華外表之下的真實的祖國。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一個縣裡一家主要生產建築振動機的特困國有企業。按理說這個地方屬於平原地區，算不上最為貧困的地方；而這家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企業領導的貪汙腐化，而是他們實在沒有力量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找不到銷路、進不了原料，最終被市場淘汰掉了。在參觀這家企業的橡膠粉碎車間時，我發現那裡異味撲鼻，空氣中充滿了有毒橡膠粉塵，別說待久了，就是在門口站一站就難受。工人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作業，唯一的勞動保護就是一副口罩。當我問及企業領導這些工人收入時，廠長告訴我一個令我無比驚訝的數字：年收入一千七百元，月均一百四十元。這區區的一百四十元錢，如果我們在一家餐館裡吃飯，無論如何算不上奢侈，但卻是這個企業一名職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從那裡回來以後四年了，我眼前總是能浮現出那個車間裡遮天蔽日的橡膠粉塵，和戴著口罩為一百四十塊錢賣命的工人。
那個廠長是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戴著一副眼鏡，衣著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說：“我是這個廠的工人子弟，從小在院子裡長大。後來我上了學，廠子卻不行了。我不願意看到我們廠就此垮掉，所以我回來了，想帶領大家做點事情，救救我們的工廠。可是產品沒有多少銷路，我也沒有錢搞技術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幫個忙，就幫我們想想辦法吧。”我聽了他的話，眼淚都快忍不住了，因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輩們賴以生存的企業也陷於了困境，多年發不出工資。但我只是一名小職員，一無錢二無權。於是，我回家以後找了妻子，看她們所管理的外貿企業有沒有經營這類產品的，是否能幫人家找到銷路。妻子找了幾個外貿公司，可惜都不對路。這個忙我沒有幫成，因此我對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縣參加一個企業的破產債權人大會。在聽清算組敘述該企業情況時得知：這個企業職工的房子蓋好之後，沒有錢安門窗，可是移民搬遷工作必須完成，於是就搬到了無門窗的房子裡。職工也是多年沒有發工資了，自己也沒有錢安門窗，就弄些破塑膠布、舊報紙或者床單遮風擋雨。他們不怕小偷，因為小偷也知道這些一貧如洗的人們是沒有什麼財產值得偷的。
還是二○○○年，我在到某省出差參加一個會議時候，聽到該省某廳的一位處長私下裡談到：他們省某縣政府為了給自己增添“政績”，虛報鄉鎮企業產值和利潤，結果帶來高徵收和提留，又把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當地經濟不發達，農民每畝地除去成本後產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畝地的負擔卻達到了四百二十元。農民被逼無奈，只得背井離鄉，造成土地拋荒。等到紀委去處理問題時，發現某個村全村九十八戶人家中有九十六戶已經逃亡，而剩下的兩戶都是殘疾人，用“十室九空”來形容這裡的情況絲毫不誇張。那位處長感嘆說，怪不得一些領導幹部總想把子女送到國外，這樣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著那位處長還談到該省省政府秘書長（「注」正廳級）因為情婦栽了跟頭。省政府秘書長大人原來在某市擔任市委書記，他的這個情婦本來是賓館服務員，也沒什麼文化，秘書長大人看上她以後出錢給她開了一個服裝店。可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於是秘書長大人給她偽造了入黨志願書和假幹部身份，搖身一變成了某市開發區管委會宣傳部副部長。可他的情婦還不滿足，非要當一把手過官癮，礙於她剛來不久，給她“扶正”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秘書長大人讓她當上了“牽頭”副部長（「注」“牽頭”是指正職空缺時，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職行使正職職權）。沒想到這樣惹惱了宣傳部的一位資深副部長，他本來認為憑資歷這個一把手職位本來應該是他的，誰知半路竟然殺出一個婊子充當程咬金，擋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長咽不下這口氣，到處上告，結果讓這位秘書長大人在陰溝裡翻了船。
還有一年春天，我走訪了位於某省偏僻山區的××煤炭礦務局，這個資源枯竭的煤炭生產企業是典型的“企業辦社會”模式，全域性八千多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