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老師告訴我，個人是渺小的，集體才是偉大的，現在，我相信了。
當皇帝的當皇帝，升官的升官，滾蛋的滾蛋，而那個曾經統治天下的人，卻似乎已被徹底遺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為明代一位極具特點（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見，母親被冷遇，長大了，書讀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級別很低，低到連刺殺他的人，都只是個普通農民，拿著根木棍，就敢往宮裡闖。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還要被老婆脅迫，忍了幾十年，放縱了一回，身體搞垮了，看醫生，遇見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結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許多歷史書籍到他這裡，大都只講三大案，鄭貴妃、李選侍，基本上沒他什麼事，原因很簡單，他只當了一個月皇帝。
在他死後，為了他的年號問題，大臣們展開了爭論，因為萬曆四十八年七月，萬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號泰昌，沒來得及用。
問題來了，如果把萬曆四十八年（1620）當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為直到七月，他爹都還活著。
如果把第二年（1621）當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為他去年八月，就已經死了。
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問題終究被解決了，憑藉大臣們無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處理方案隆重出場：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為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明年（1621），為天啟元年。
這就是說，在這一年裡，前七個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兒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個月。
原因很簡單，他只當了一個月皇帝。
他很可憐，幾十年來畏畏縮縮，活著沒有待遇，死了沒有年號，事實上，他人才剛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屍體旁邊你死我活，搶兒子搶地方，忙得不亦樂乎。
原因很簡單，他只當了一個月皇帝。
有人曾對我說，原來，歷史很有趣。但我對他說，其實，歷史很無趣。
因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歷史沒有正惡，只有成敗。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書、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權落入了東林黨的手中。
它很強大，強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對於這一現象，史稱“眾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書的傳統解釋，從此，在東林黨人的管理下，朝廷進入了一個公正、無私的階段，許多貪婪的壞人被趕走，許多善良的好人留下來。
對於這種說法，用兩個字來評價，就是胡說。
用四個字來評價，就是胡說八道。
之前我曾經說過，東林黨不是善男信女，現在，我再說一遍。
掌權之後，這幫兄弟乾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紅丸案。
追查，是應該的，畢竟皇帝死得蹊蹺，即使裡面沒有什麼貓膩，但兩位蒙古大夫，一個下了瀉藥，讓他拉了幾十次，另一個送仙丹，讓他飛了天，無論如何，也應該追究責任。
退一萬步講，就算你追究責任後還不過癮，非要搞幾個幕後黑手出來，鄭貴妃、李選侍這幾位重點嫌疑犯，名聲壞，又歇了菜，要打要殺，基本都沒個跑。
可是現成的偏不找，找來找去，找了個老頭——方從哲。
天啟元年（1621），禮部尚書孫慎行上疏，攻擊方從哲。大致意思是說，方從哲和鄭貴妃有勾結，而且他還曾經賞賜過李可灼，出事後，只把李可灼趕回了家，沒有幹掉，罪大惡極，應予嚴肅處理。
這就真是有點無聊惡搞了，之前說過，李可灼最初獻藥，還是方老頭趕回去的，後來賞錢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謂紅丸到底是什麼玩意，鬼才知道，稀裡糊塗把人幹掉，也不好。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方從哲都沒錯，而且此時東林黨掌權，方老頭識時務，也不打算呆了，準備回家養老去了。
可孫部長用自己的語言，完美地解釋了強詞奪理這個詞的含義：
“從哲（方從哲）縱無弒之心，卻有弒之罪，縱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
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沒有幹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幹掉皇帝的罪過，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過去這事。
強詞奪理還不算，還要趕盡殺絕：
“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