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開放’資金的金融業，並救助1999年長期資本公司等破產的公司”。4
由於消除金融管制和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該法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分離），美國的金融部門出現了一段爆炸性增長的時期。資本自由流動、低利率和全球流動性的增加，為併購活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這種併購活動大大增加了金融資本相對於產業或生產資本的實力，因為由於“新的私人募股基金和大型銀行安排的債券融資規模，即使最大和最穩定的公司也有可能出售和崩潰”。4因此，“新的金融資本主義代表了資產交易商對長期生產商的勝利。對沖基金就是投機交易商和套利者的最佳證明。私人募股基金是為了獲利而進行公司交易的集團。”5
隨著金融資本的崛起，美國製造業部門的競爭力日趨下降，承受著把生產線遷往海外或多元化為利潤豐厚的金融服務公司的壓力，以便減少成本和提高生產率。因此，這個統治階級的領導成員是私人募集基金和投資銀行的首腦，這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然而，“殘酷的事實是這些私募銀行的觸角伸入到每一個經濟部門和世界的每一個地區，並且越來越投機於所收購的企業集團。”3
由於這些金融投機活動，投資銀行的贏利水平出現了創紀錄的兩位數增長。“2006年全球併購活動的總額達到了創紀錄的38610億美元，涉及33141項交易。”3“許多投資資金如今落到了美國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和其他金融統治階級部門的手裡”。3然而，它們的巨大資本收益和回報來源於製造業和服務業。
基金經理們從收購中獲得了鉅額的利潤，但是卻犧牲了工人的利益，因為他們重組新收購的公司，並透過外包、提高工作時間和降低工資、養老金和醫療保健費來減少成本。因此，企業的價值大大增加，使基金可以獲得高額的投資回報。基金經理“通常在一家集團出售或列出一家投資組合公司時獲得20％的利潤。這時，交割日變成了獲利數千萬美元的日子”。3另一方面，投資銀行家獲得併購活動佣金與債券和股票承銷費。與此同時，金融投機者湧向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等國家，這些國家“重組了本國最落後和最‘領先的’金融部門”，3並且向外國投資者的投機套利活動開放本國的市場。美國新統治階級的所有這些收入由於資本收入稅降低而進一步增加。3
美國的新統治階級（2）
金融精英得到的豐厚回報，加大了新統治階級與中低收入工人之間的收入上的巨大不平等，使他們之間的工資比高達1000 ：1。3“過去30年來（1978～2006年），工人、中產階級和城市窮人的收入急劇下降，達到了可能明顯出現危機的程度。儘管按照2005年的美元價格計算實際小時工資已經停滯，但是醫療保健、養老、能源和教育的費用卻猛然上漲。”3於是，人們看到了這樣一個社會：投資銀行家、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經理獲得了鉅額的利潤，而絕大多數美國工人正在陷入貧困之中。“換句話說，金融統治階級在‘重組’併購公司時的工資、紅利、利潤和租金越高，工人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標準就下降越大。”3進一步來說，由於金融統治階級的政治影響力，美國政府的社會和基礎設施支出近年來大大縮減。
在傳統上，美國的大企業總是透過遊說、捐助思想庫或者直接派代表擔任政府中的關鍵職務來影響華盛頓的政策。然而，人們幾乎看不到美國最大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占主導地位，儘管它的許多職員都在布什政府之中任職。不僅高盛公司的執行長漢克·保爾森被任命為美國財政部長，而且它的職員也擔任其他的職務，例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市場部主管、商品期貨和期權交易主管、白宮辦公廳主任、金融市場和金融危機管理主管等等。“那些行使國家權力的投資銀行家將會控制布什政權的最大住房貸款抵押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稅收政策和能源市場——一切直接影響投資銀行的問題。換句話說，金融銀行將由它們自己的主管進行‘監管’。”3因此，難怪2006年高盛公司獲得了億美元的鉅額收入，比上一年增長了69％。3同樣不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政治上，高盛公司還與*黨人有密切的聯絡，因為它在2006年中期選舉中是*黨的最大捐助人。3
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後，保爾森的首批措施之一是組織高階代表團訪問中國和發起中美“戰略對話”。“中美戰略對話的任務是加速中國金融市場向美國投資基金滲透和大多數收購活動的‘開放’”。3這樣做的目的是使華爾街的利潤最大化和控制中國國內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