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對宇宙的解釋別具一格：不是誠心的某種內在的利他主義準則規定真正導
致進步的人類行為，而是那種行為的效能適合時代本身，這和個人並無關係。
嚴復以這種方式，甚至進一步改變了平衡，從作為聖人人格內在品質美德的
改造力量，移向了作為對社會－歷史力量反應的有洞察力的才智的適應能力。
可是，即使這種關於人類在進化宇宙中的行為的似乎更具宿命論特點的觀
念，在實質上也為嚴復在倫理觀方面脫離儒家聖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結果所抵
消。他對個人主義的強調，必然與那種人民才是世界真正主人的信念相聯絡。
他的民族主義概念建立在這樣一種確信之上，即全民的集體力量構成了使文
⑤ 同上書，第 107 頁。
化發展成為可能的有鑑定力的民眾。當康和譚論及全人類的道德目的——民
族國家對它只能是一種過渡的工具——時，他們本質上是指作為一種手段的
個人的得救，包含以下的悖論，用譚的話說就是：“度己，非度己也，乃度
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①在把他的希望完全寄託於進步文明的
民族方面，嚴復是對中國民族主義作民粹派解釋的先驅。
不過，儘管有上述分歧，所有這三個人都把進化有機地看作與相互依存
整體中的自然、社會和精神力量相聯絡的總的程序；都認為這種相互依存也
擴延到時間，使哲人的思想能夠從對它任何一個階段的知識中領悟其整體。
最重要的是，這三人都同樣確信，本身位於這一程序之外的一種不可言喻的
形而上的“不可知”本體，卻是它發展所依靠的基礎。前兩人理論的基礎，
在於作為宇宙力量的儒家人本主義者的信仰“仁”，而嚴復的形而上學，則
在更大程度上是道家的。他把斯賓塞的“不可知”與老子奧妙的懷疑主義等
同起來，他接受進化的必然性也深受這位哲人的反人格化的神秘自然的教
益。尤其是所有這些改良主義者所設想的宇宙，都隱含社會根本改革的無限
活力，就譚和嚴來說，這種活力完全而自然地與作為善“心”特有作用的鬥
爭的觀念相結合。這給中國的宇宙論思想引進了一種觀念：具有科學法則的
發展的宇宙，可以與浮士德式的人類行動的活力相配合。總之，這就是在改
良文獻中經常所說的“公理”——自然和社會的普遍原則。
在這四位偉大的改革領袖中，梁啟超最少離開當前直接的政治問題，以
及這些問題所引起的必要行動。他的報刊工作者的直接性，是他盛名和巨大
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他情緒和意見多變，也同樣引起了批評一樣。但
實際上正是他的歷史觀點使他在當代事件中，尋求發展變化種種主要模式的
關鍵。嚴復和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梁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知識的來源，後
者的解釋突出了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不過，正如他對亞洲人和西方人難分
難解地為霸權而鬥爭的現代帝國主義時期的分析，他概略地闡述了一種歷史
哲學，和一種關於人的行動的理論，其宇宙論的基礎使人想起譚嗣同，同時
這種哲學和理論發展了嚴復對西方個人主義的解釋的浮士德式的含義。
在宇宙論方面，梁的構想比較簡單。他把譚的“以太”和“心力”合併
成一個單一的概念：動力，或物質和精神現象中的活力。“蓋動則通，通則
仁，仁則一切痛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