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它無疑是以進步的觀念作為基礎，不過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很可能與西
方 １８ 世紀的思想有聯絡，而不是與 １９ 世紀漸進的進化或歷史的發展觀念有
聯絡。中國的革命者，如孫逸仙和本世紀初在日本的革命學生，總是以一種
混雜著 １８ 世紀西方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言詞的語言來發表言論。
在對待歷史方面，嚴復和梁啟超（他的言詞再次是不那麼前後一致的）
顯示出某種民粹思想。他們痛恨傳統文化束縛民眾的創造力和才能；但是，
受到束縛的民眾的潛力只要在一個先驅的指導下，經過長期而有條理的進化
發展過程就能發揮出來。人們沒有理由相信，一旦舊社會的障礙被革命性的
變化所排除，潛在於表面之下的民眾智慧就能顯露。作為一個整體，革命者
們總是議論紛紛。孫逸仙也早有準備，認為中國民眾事實上已有“村社民主”
的根基，一旦趕走滿族壓迫者，它就可以為民主提供堅實的基礎。其他的人
則認為，進化的力量只有透過革命才能釋放出來。鄒容在其所著《革命軍》
中說：“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後來中國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瞭解
的“實證進化論”和“辯證革命論”之間的區分，對他們來說卻完全是模糊
不清的。應當補充，革命的結果被想象成民主共和政體——儘管是帶有“社
會主義”因素的民主共和政體。
中國的革命者從一開始便面臨同樣的列寧主義的困境。革命是否是時機
一到就會發生的客觀事件？它是否需要革命分子和英雄們組成的先鋒隊？和
大多數革命的俄國同齡人一樣，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受這些俄國人的影響，
他們當然很快就相信，革命要有革命的領導人。年輕的革命者因而不僅要尋
求民族需要這一答案，而且要尋求作為個人的他們自己的新形象。嚴復和梁
啟超的新人就是具有生產能力的經過訓練的“現代人”——新社會的自信的
工程技術人員、實業家、專門職業者。不過，對於現存秩序的否定既使這種
觀念有可能產生，也使得一種有關個人的更浪漫的看法有可能產生，這種浪
漫的看法強調解放人的感情體驗能力。本世紀初林紓的西方文學作品的譯文
展現出豐富的感情體驗的圖景——愛情、冒險、英雄主義的圖景。①這種新的
感情和革命英雄主義形象的融合，作為自我實現的一種模式，在著名的革命
烈士秋瑾、吳樾、陳天華這樣一些人身上很容易看到。
如上所述，不管就改良者還是就革命者來說，這種新的理想一點也沒有
涉及對整個文化遺產的“全盤”否定。就在年輕的革命者反對由來已久的儒
家傳統制度時，他們在更廣泛的傳統中也有其堅實的根源。在他們心裡，遊
俠傳統、明代英雄義士的傳統、清初不合作者的傳統，和俄國民粹主義恐怖
分子的榜樣以及像拜倫那樣的詩人－反抗者的形象都混雜在一起。人們無須懷
疑他們是真誠地獻身於革命事業，但是革命也已成為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模
式。
我們不僅在革命者對事物的看法中發現了強有力的傳統成分，我們甚至
發現，革命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必將成為與整個文化有關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中
心（儘管改良者也加入了），這種民族主義和嚴復從根本上反對傳統觀念的
① 李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