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和陳獨秀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幫助建立的工會組織）、武漢三鎮（圍繞中華大學〔見圖八〕
及其附屬高階中學，李漢俊與惲代英在那裡任教）、長沙（圍繞毛澤東、蔡
① 陳鬱、蘇兆徵、向忠發、項英、鄧發和柳寧。見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
記辭典，1921—1965 年》。還有鄧培、朱寶庭、許白昊、劉文松、劉華和馬超凡。見瓊？切思諾；《中國
的工人運動》，第 400—402 頁。
和森與其他人組建的新民學會）、廣州（圍繞陳公博、譚平山與其他人在其
中任教的一些學院）、廣東的海豐、陸豐（圍繞彭湃的農會組織）、內蒙古
（容易到達蘇聯和北京）、陝西的榆林（圍繞由李大釗的學生們如魏野疇執
教的師範學校）、成都（圍繞吳玉章和惲代英任教的高等師範學校），連同
許多中國留學生在那裡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日本、法國的俄國。思想影響
的源頭主要是北京（透過廣為流傳的雜誌《新青年》），再加上馬克思和恩
格斯、列寧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譯本，以及在法國同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
思主義的接觸。這些激進的思想能夠為社會狀況所驗證，並在上海和北京這
樣的大都市裡被表述出來，遠在國家內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
響。
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數；其中一些人年齡
較大，曾參加過辛亥革命，還有更多的人知道 １９１３ 年內戰中的起義以及 １９１５
年和 １９１７ 年復辟帝制企圖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雖然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至
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稱為研究學術的學者。對於他
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來講，知識總要引起行動的結果，否則就將成為無目的地
學習的收穫。在他們看來，只有透過實踐才能證實其效用。一種理論一旦通
過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應被修正或者被放棄，同時開始尋找另外一種理論。
①他們捲入和干預政治，有意（或無意）地迴避學術生活。胡適博士是個例外。
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在探求知識方面不那麼勤勉，或者不那麼細緻，雖
然他們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組或者學會中集體學習。他們反對傳統，意識到傳
統將被廢棄，並在尋求一種將其徹底剷除的方法。他們在文化上的異化造成
了他們在政治上的異化，這或是出於他們自己的選擇，或是因為缺乏有威信
的社會地位。
他們關切自己國家的落後狀況，尋找方法使國家值得他們為之獻身，在
這個意義上，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這使得他們的民族主義是有條件的——
人們熱愛中國，因為她可以變成值得愛的國家，①不只是因為他們生來是中國
公民。②這種落後狀況集中體現為經濟的停滯，如陳獨秀於 １９１８ 年指出的那
樣，或者如毛澤東大約 １０ 個月以後在《湘江評論》的發刊詞中以同樣的傾向
所寫的那樣。③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透過不同的途徑，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
① 關於這一點，我要感謝阿德里安？陳：《1925 年以前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和特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博士論文，1974 年），第 39—40 頁。但是，他在這個部分將其研究僅僅侷限於陳獨秀，而我認為李大釗、
董必武、吳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說毛澤東，無疑都有同樣的傾向。又見邁斯納：《李大釗》，第 106 頁。
① 關於“愛國”的最完整的說明，見於陳秀獨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 年 12 月 1 日），
第 1 頁。
② 李大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更為複雜。1915 年，他說：“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
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顯然李沒有為這些不足辯護；也沒有試圖
為其辯解。他的困境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不足最終將使一個愛國者的努力成為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