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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身著戎裝，的確表明了他對文治武功的嚮往，表明他對於國富兵強的渴望。不過，眼下不但談不上這一切，就連慣例之下的開銷都已經難以為繼了。這使剛過二十歲的皇帝心緒格外惡劣。
事情起因於朝廷將要舉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來，按照慣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後，都要賞賜給文武百官銀兩綢緞，表示皇家對諸位一年辛苦的一點意思，也包括了對開春以後，新一年的拜託之意。事實上，這可能已經成為一種類似今天年底發放雙薪，或者年終獎金性質的一筆支出。不到實在過不下去的地步，這筆錢的確不是可省則省的。然而如今，國庫已經到了真正空虛的地步，因此，皇帝下決心要免去這筆賞賜，把不好意思變成沒有意思。以此為皇家節省一筆開支。
由此，引發了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時間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後。當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已經先後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第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而司馬光則是在皇帝下令不許推辭的情況下，接受了任命。
這次爭論針鋒相對，將雙方的基本分歧大體表達清楚：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反對：“你所謂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說：“不然。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裡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裡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矇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18）
從後來發生的情況判斷，皇帝很可能有過短暫的猶豫，但最終還是支援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促使皇帝作出此項決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則可能是下列兩點：其一，帝國財政狀況日益困窘，天步艱難，已經很難再往前走了；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論的確具有極強大的說服力量。
至於年輕皇帝的爭強好勝，毫無疑問是一個基礎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負責帝國的變法事宜。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
此時，距離宋太祖趙匡胤去世，已經過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龍椅上治理這個龐大的帝國。雖然從疆域上看，不如漢、唐那般遼闊，可是如此花團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難道是古人所曾經見識過的麼？誠如我們所知道的，北宋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絕大部分已經登場：寇準、梅堯臣、范仲淹、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曾鞏、司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歲的蘇東坡和他的弟弟蘇轍，也由四川眉山來到京城，並且一舉中第，東坡在三百八十八位進士中，幾乎名列榜首。據說，僅僅因為主考官歐陽修判斷失誤，以為這麼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於是，為了避嫌，把該文的名次往後錯了一位，就此才委屈東坡成為第二名。黃庭堅、秦觀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氣風發地嶄露頭角。李清照、陸游、辛棄疾們還要再過一些年月才能大放異彩。大宋帝國，星漢燦爛；他們雅歌投壺，詩酒唱和，光風霽月，文采風流；可能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已然處身於中國文化的最高峰處，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
然而，高處不勝寒，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卻憂心忡忡。他們最清楚，在這繁花似錦的後面，國家積貧積弱之勢已成定局，且已經積重難返。
所謂積貧，並不是說國家貧窮。事實上，大宋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巔峰時代，肯定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最發達的國家。舉凡農業、手工業、商業、國際貿易、城市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工藝改進等等，無一不是最輝煌的時期。不幸的是，帝國同時又以積貧積弱著稱，形成令人相當無奈的局面。
積貧指的是帝國國家財政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與冗官。
太祖皇帝在實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將政策的同時，創設了募兵制度。據說，這是開國之初太祖皇帝趙匡胤相當得意的一項設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