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殺到距離開封只有二十幾公里遠的朱仙鎮，令帶兵南侵的金軍統帥吃盡苦頭。
在這種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紹興十年冬，趙構曾經放出大話說：“我如果親自率領一支部隊，賞罰嚴明，激勵將士，一定可以抓住金軍統帥兀朮。”“兀朮雖然強大，卻專門以殺伐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麼作為了。”從現有資料中，我們知道，趙構曾經冠冕堂皇地說過很多言不由衷的漂亮話。上面這些話，很可能就屬於此類（40）。
事實上，趙構對金國軍事力量的畏懼相當深重。史書顯示，趙構的私生活頗為不幸，他身患陽痿，始終沒能治癒，並就此喪失了生育能力，只能過繼一個兒子做繼承人。而之所以如此，據說就是在被金兵追出揚州，“泥馬渡江”那一次驚嚇所至。這樣慘痛的經歷，如果在心理上沒有留下什麼影響倒是一件怪事了。
建炎四年，趙構在海上逃難回杭州後，仍然常年在候潮門外錢塘江上備有二百隻船，並在昌國縣即舟山群島備有船隻糧草，隨時準備應急，再次出逃。
紹興十二年，完成對金國屈辱的和議後，趙構曾經撫摩著頭髮，相當感慨地對秦檜說：“我今年才三十五歲，頭髮已經大半都白啦。都是操心操的呀。”（41）
公元1163年，即隆興元年，當了三十六年皇帝的趙構，主動退位，作起太上皇。到了此時，他還經常戒慎戒懼地告誡繼子宋孝宗：千萬不要輕易言戰。一旦開打，“對於金國只是勝負的問題，對於我們可就是生死存亡了。”
這番話，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心話。他確實是被金國給打怕了。
我們知道，趙構身材魁偉，體魄雄健，天生神力；我們也知道，體魄與膽魄、膽識與權位的不相稱歷來不乏其人。這，常常令人扼腕嘆息。
第五章解讀趙構：騎泥馬渡江的皇帝
到此，假如我們願意轉換視角的話，還可以從趙構的角度繼續觀察一下當時的形勢。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知道，南宋政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相當疲憊窘迫。其國土面積大約只有原來的一半多一點，人口則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間有八十萬戶，到南宋嘉定年間，僅有六千多戶，不足原來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間距離趙構的時代，已經休養生息了將近半個世紀。兩淮路和荊湖北路是宋金戰爭的主要戰場，淮南東路在神宗年間有六十多萬戶，嘉定時減為十二萬戶，減少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從七十三萬戶掉到二十一萬戶，減少百分之七十；荊湖北路從六十五萬戶掉到三十六萬戶，減少百分之四十五。半個世紀之後尚且如此，可以想見，南宋初期趙構時社會經濟破壞的慘烈景象。這也是南宋時期後備兵員補充始終相當困難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價一般維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錢的水平，大約相當於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錢人民幣；到南宋初年，米價最高時達到過每石三萬錢，大約相當於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幣；紹興十年南宋政權相對穩定之後，米價仍然高達每石二千錢。相當於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幣。根據並不精確的推算，當時一個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幣左右，可能還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見。
當時，南宋的國家常備正規軍大約保持在四十萬人。發生戰事時人數還要增加許多。國家財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萬貫錢左右。供養這支軍隊的費用，和平時期大約在兩千四百萬貫，趙構一家皇室的開支大約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萬貫左右，其他所有開支只有七、八百萬貫。這使南宋政權的財政狀況始終處於巨大的壓力之下。最糟糕的是，從趙構開始，終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統治，這個政權幾乎沒有為緩解這個壓力採取過什麼像樣的建設性措施。我們所能找到的記錄，僅僅是不停地用通貨膨脹和增加苛捐雜稅的方式，將壓力轉嫁給民間。於是我們在史學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雜稅的科目之多、賦稅水平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常達到北宋時期的至少一倍左右。這是南宋時期民間動盪不安反抗較多的主要原因。（42）
據說，當時曾經有人算過一筆賬，從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援對金求和。他們認為，每年支付金國五十萬兩、匹銀、絹，遠遠比開戰後軍費開支的浩大成本與風險更划算。這種犬儒主義的算計很有可能恰好對了趙構的心思。
由此，可能會匯出一個為趙構開脫的理由，儘管我們在感情上很不情願。那就是，作為一個並不糊塗的國家元首，他應該最瞭解此中情形。在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