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三條，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要導致官逼民反的。第一條屬於政策上的問題，第二、三條都屬於吏治腐敗的問題。這三大民間疾苦，是兩千年來歷朝歷代都存在的問題，只是程度上有差別。這不是因為清王朝是由滿州人統治而造成的現象，漢人做皇帝也不例外。在這個時候，洪老童生根本不察現實，根本不理解民生疾苦，而偏偏要〃革命〃，可見其目的並不在要救民於水火，而是要自己出口惡氣，過一回做皇帝的癮罷了。
應該說，這個時候的帝國，更糟糕的還不在此，而在於一種〃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什麼叫〃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曾國藩在另一番奏摺中就鮮明地指出過。這就是他在《應詔陳言疏》裡面論人才轉移、培養、考察之法時提到的以京官、外官為代表的吏治。他說：〃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虹▲橋▲書▲吧▲BOOK。▲ 第44節：風雲突變（4）
時至今日，我們不能不欽佩曾國藩眼光之厲害，分析之犀利，句句皆闢鞭入裡之言，深謀遠慮之計。這篇奏摺寫於道光三十年三月，他預料的〃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未出此年，即已盡皆應驗。吏治如此，民心可知。
在《備陳民間疾苦疏》的開頭，曾國藩就提到歷史上的史實，隋文帝末年，國家最為富庶，然而天下大亂，是何故？漢昭帝時，天下最困，而國家慢慢安寧，又是何故？本朝康熙時期，起先16年間只有一年沒有水災，其餘皆江河決堤，又有三藩之變，九省動盪，侵擾7年，財賦去半，國庫空虛，然而國家沒有分裂，天下沒有大亂，又是何緣故？曾國藩歸結為一點，那就是民心。民心在，則漢昭帝、清康熙皆能穩如泰山；民心散，則唐興隋亡，恍惚之間耳。
我觀歷史，所謂民意者，其實並不只指老百姓，而恰恰指的是知識分子。在中國，知識分子集中代表了民意。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好糊弄的，有了吃有了穿，他們會山呼萬歲；沒有吃沒有穿，他們可以當牛做馬，可以賣兒賣女……而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起義是沒有過的，有的只有那些平素不勞動（既不種田又不經商）的遊民起義。中國農民，幾千年來沒有組織，沒有發言權。好在不少知識分子出身於農民，他們懂得農民疾苦，是他們在為農民代言。曾國藩就算一個。所謂民意就是知識分子的呼聲，所以歷朝歷代，統治者對知識分子是盡皆拉攏，或者斬草除根。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雖然朝廷吏治腐敗，但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仍是無數知識分子的良心所在。民心仍然在朝廷一邊。
這裡順帶提一組數字，或許可以說明民心的改變。以鹽稅為例。光緒之前，每鬥鹽收東錢（鹽稅）8文；光緒元年，收240文；光緒五年，收480文；光緒十五年收720文；光緒二十年收960文。隨著這鹽稅的數字水漲船高，民心卻正呈反比例負增長，終於有一天，這鹽稅收不下去了，民心也就徹底喪失了。清帝國的喪鐘敲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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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節：臥龍再世……左宗棠（1）
敵友共依
很多人由他而起，出自他的門下，從此飛黃騰達，揚名古今；很多人一生忠誠地伴其左右，為了他和他們的事業出謀劃策，鼎力相助，死而後已；也有人曾經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學生，最後卻棄他而去，甚至與他作對。這些人與曾國藩命運交織，既是他生命中的過客，又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臥龍再世……左宗棠
巡撫張亮基愛才、為人坦誠，又極為清廉，故當時深受林則徐的喜愛。在林則徐的極力推薦下，張亮基不幾年就位居巡撫。但他是個文官，不會帶兵打仗，而且當時的綠營兵既沒有打仗的能力，又愛攪事生非，靠不住。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樣，雖然吏治腐敗，但畢竟有這麼一個清官在支撐檯面。但不久，張亮基官位升了，到武昌代理湖廣總督去了，好在他在長沙時做了一件大事，用計賺來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師爺〃左宗棠，此後曾國藩率湘軍出省作戰，這位〃師爺〃在湖南多為他募集軍餉，或為他招兵，支援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