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帝頒佈了一系列改革詔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祿寺等閒散重迭的機構；裁撤腐敗的綠營；科舉考試廢八股，改策論；京師設立鐵路、礦務總局和農工商總局；提倡民辦新式工業；準允自由開辦報館和組織學會；允許士民上書言事；開辦京師大學堂；改各省大小書院為學校，兼習西學；選派留學生；等等。這些除舊佈新的詔令，雖然沒有觸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給予資產階級某些政治、經濟權利，對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促進作用，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這些改革措施，儘管十分溫和，但畢竟是對傳統的封建頑固勢力的一次嚴重挑戰。因此引起頑固派極大的恐慌和仇視，使一些假維新派也惴惴不安。8月下旬，袁世凱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內廷政令甚糟。吳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銜，督理工農商三事，津上譁然，他處亦可想見。”③以西太后為首的頑固派，自恃有沙俄的支援，維護一切落後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寧肯亡國，不可變法”。他們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在保護封建制度這一點上結合起來，詆譭維新派，大造反動輿論，並準備使用暴力扼殺變法。早在光緒帝開始下詔變法的時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緒讓榮祿擔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管駐紮在近畿的董福祥、聶士成和袁世凱三軍。又讓崇禮擔任京城步軍統領，把京畿軍政實權緊緊地抓在自己手中，待機而動。西太后預定於10月間偕光緒到天津閱兵。京津盛傳屆時她將廢掉光緒帝位，另立新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