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強所物色的物件中，袁世凱適得其選。
當時，帝國主義列強大都企盼袁世凱能做他們利益的贊助者，並都給袁氏以有力的支援，其中以日本最為突出。原來，自鎮壓義和團運動以後，日本與英國結成聯盟，在列強中逐漸取得侵華優勢，尤其是日俄戰後，它在東亞的霸權地位開始確立，便以“保全主義”為幌子，以遂其蠶食、進而鯨吞中國的野心。它極力把侵略勢力滲入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區（包括東北和華北）視為侵佔整個中國的前進基地，表現出極大的“興趣”。20世紀初年，日本在華顧問教習人數訊速增長，在直隸者一直多於其他省份：如1901年26人，直隸佔13人；1904年末218人，直隸佔85人；至1908年4月555人，直隸佔174人。當中國各省開始編練新軍時，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控制中國的新軍。日本參謀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宮太郎、福島安正、田村怡與造等將領先後來中國遊說，勸誘中國派陸軍留學生和聘請日本顧問及教習。在東京還專為中國留日陸軍學生設立振武學校（由成城學校武科擴建），作為入日本士官學校的預科。同時，派出大批軍官到中國各省充當練兵顧問或陸軍學堂教習、總教習。1902年日本參謀次長田村怡與造專程到保定拜訪袁世凱，接洽所謂“中日軍事合作”。同年10月8日日本參謀總長大山岩對前來中國的軍官發出特別訓示，要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層“以實力培植親日勢力”，並說這是日本“對華政策的百年大計”，“最有希望的事業”。①日本不僅企圖控制中國新軍訓練，同時要限制它的發展，使其保持只可以鎮壓中國人民的程度，而不至於威脅日本的安全。
為適應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凱擴編北洋軍，和他舉辦的各項新政一樣，主要依靠日本勢力。袁世凱日益增長了一種信念，即認為日本人在近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比西方列強的辦法更切合中國的實際，而且延聘日本教習、顧問花錢少，日本陸軍原是仿照德國陸軍建立的，它的一套軍事制度更適合曾受過德國教官訓練過的北洋軍。1902年3月，他從武衛右軍隨營學堂中一次選拔五十五人派赴日本留學，以培養所謂“高階將材”。1907年，又陸續派出留日學生近百名。這些學生回國後，大都擔任重要軍職，如，孫傳芳、盧香亭、楊文愷、周蔭人、吳光新、盧金山、潘矩楹、張樹元、劉詢、賈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孫國英、王金鈺、徐樹錚、唐之道、姜登選、陳文運、曲同豐、傅良佐、毛繼成、廖宇春等。此外他還把1899年由北洋選送的留日陸軍學生陸錦、蔣雁行、張紹曾、賈賓卿、王廷楨等，延攬至軍中，委以重任。對非北洋保送的留學生，袁一般不予重用。
1902年1月，袁世凱高價延聘日本軍官立花小一郎（步兵少佐）為練兵顧問，以後又讓他兼軍政司參贊軍政會議議員。9月又延聘金竹彌三彥（炮兵大尉）為軍政司參謀處顧問，嘉悅敏（騎兵大尉）為軍政司教練處顧問，中川文昱為兵備處顧問。1904年9月立花等人回國後，袁又聘請坂西利八郎（步兵中佐）為練兵顧問兼北洋督練公所總翻譯官，野涕吾（步兵中佐）、沓谷輔（步兵少佐）和牧野田彥松等為翻譯官。同時，每一個學堂都聘請日本總教習或教習，例如：
將弁學堂總教習多賀宗之（步兵少佐），副總教習井上一雄（工兵大尉），教習傅在田，翻譯官巖田義輝（炮兵大尉）。
速成學堂教習有：近藤義策（輜重兵大尉）、黑川教藏（騎兵大尉）、木堂直枝（炮兵大尉）、郡司厚。翻譯官安藤虎男。另外，1904年8月將弁學堂停辦後，多賀等人也都轉入這個學堂。
講武堂教習有：鷲見榮治（步兵少佐）、渡瀨二郎（炮兵中尉）、龜井甲子藏（步兵少佐）。
軍官學堂總教習為寺西秀武（步兵少佐）。教習有：中村正一（工兵大尉）、間室直義（炮兵大尉）、櫻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彌次（步兵大尉）、納富四郎（陸軍特務曹長）、多熹多大治郎（炮兵大尉）、崎一郎（騎兵軍曹）、井山謙吉（工兵大尉）、渡邊辰（工兵大尉）、宮內英熊（騎兵大尉）、山逸也、雨森良意（三等軍醫）。翻譯官中島比多吉、田岡正村、西田龍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
憲兵學堂教習有梅津正德（憲兵少佐）、藤林富（憲兵特務曹長）、東元三郎。翻譯官高橋寅治（陸軍錄事）。
軍醫學堂總教習為平賀精次郎（兼袁世凱的衛生顧問）。教習有味岡平吉、宮川漁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