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他。
就是說，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確實如此，像他這樣有民憤和劣跡的地主惡霸，當時一概是人民政府進行重點鎮壓的物件。這是時勢和國情，沒人能改變的。希伊斯不瞭解這些，他太幼稚了，我們沒辦法，只有傷害他了。
但是，誰也想不到，希伊斯最後居然透過X國政府的力量，將已經眼看著要行刑的老岳父從槍口下要走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尤其是在當時X國與我國明顯的敵對關係的情況下，要促成這件事的難度可想而知。據說，X國曾為此專門派出外交官員親臨北京，與我國政府舉行談判，可以說，事情最後果真是驚動了毛主席——有人說是周恩來，反正肯定是當時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真正是不可思議啊！
談判結果是他們要走了希伊斯老岳父，我們要回了兩名被X國嚴禁回國的科學家，感覺是該死的老鄉紳成了他們X國的國寶似的。當然，老鄉紳對X國來說什麼也不是，當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換句話說，為成全希伊斯之願，X國已經有點不惜重金的意思。那麼，問題是X國為什麼要對希伊斯這麼好？難道僅僅因為他是世界著名數學家？這中間肯定有什麼很特別的因素，至於到底是什麼，我現在也不得而知。
救出老岳父後，希伊斯就帶著一家子親人和親眷，去了X國。
希伊斯走的時候，金珍還住在醫院裡，但似乎已度過了危險期，醫院考慮到日漸龐大的醫藥費，根據病人申請，同意讓他出院回家休養。出院的時候，是容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醫院接的，接待她們的醫生想當然地把兩位中的一位當做了病人的母親。但看兩位的年齡，作為病人的母親，一個似乎是老了一些，一個又似乎是年輕了些，所以冒昧地問兩位：
“你們誰是病人母親？”
容先生還想解釋，老夫人已經乾脆而響亮地答上了：
“我——！”
然後醫生向老夫人交代道，病人的病情現在已基本得到控制，但要徹底痊癒，起碼還需要有將近一年時間。“這一年時間裡你要把他當蝦一樣地養，像十月懷胎一樣地伺候，否則隨時都可能功虧一簣。”
從醫生一項項明確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覺得他的說法其實一點不誇張，具體說可以立出如下三條：
1。食物要有嚴格的禁忌；
2。夜裡要定時喚他起來小便；
3。每天要定時定量給他吃藥，包括打針。
老夫人戴上老花鏡，把醫生的交代一條條記了，又一遍遍看了，反覆地問清楚了。回了家後，又喊女兒從學校找來黑板和粉筆，把醫生的交代都一一寫上了，掛在樓梯口，這是每天上下樓都必然目睹的地方。為了定時喊金珍夜裡起來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頭配備了兩隻鬧鐘，一隻是半夜鬧的，一隻是早上鬧的。早上那次小便喊過後，金珍繼續睡他的覺，老夫人則要為他準備一日五餐的第一餐了。雖然燒飯本是她最擅長的，可現在卻成了她最困難又沒信心的事，相比之下，因為有做針線活的底子在那兒，學會打針對老夫人來說並不是件難事，只是開始一兩天有些緊張和反覆而已。但是在餐飲事宜上，一個奧妙的鹹淡問題簡直是把她折騰苦了。從理論上說，金珍這個時候對鹽複雜而精到的要求，就是他神秘而真實的生命線，多可能功虧一簣，少又不利於他早日康復。來自醫生的叮囑是這樣的：病人療養期間對食鹽的需求量是以微量開始，逐日增加。
當然，如果說一個人每天對鹽的需要量像糧食一樣是秤斤論兩計的，那麼問題也不是太難解決，似乎只要有一把精確的秤就可以了。現在的問題顯然沒有這麼好解決，老夫人找不到一個現存又明確的標準，似乎只有靠自己用耐心和愛心來摸索，最後老夫人帶著做好的幾道鹹淡不一的菜走進了醫院，請主持醫生一一嘗試。在此之前，她事實上把每一套菜的用鹽量都以粒為單位記錄在紙上，然後在醫生明確肯定某一道菜的基礎標準上，她一天五次地戴著慈祥的老花鏡，把細小又白亮得晃眼的鹽粒當做藥片一樣，一粒粒地數著往金珍的生命裡投放。
小心翼翼地投放。
像做科學試驗一樣地投放。
就這樣，日復一日，夜復一夜，月復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遠在養蝦之上，也不在懷胎之下。有時候，她會在連續辛勞的間隙裡，下意識地掏出金珍寫下的血書看看——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無意間發現它後，不知為什麼就將它沒收了。也就是說，現在這份書寫時間不詳的血書成了老少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