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談麥家。我所瞭解的僅僅是寫作中的麥家，有時我們會在電話裡談很長時間，這種關於寫作的交談使我意識到，偏執狂是軟弱的，很少有人像麥家那樣敏感地經受著自我懷疑的磨礪，他在這方面非常接近於《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個答案的過程證明著人的強大和人的渺小。
當然，也許寫作過程大致都是如此，每個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麥家和他的導師博爾赫斯一樣，把寫作行為本身當成了世界本質的某種演練，或者某種暗示③……
①我一直在追求文字的趣味性，也許是複雜性，現在我落下的每一個文字或許都是一種證據。我要說一說本文的“身世”，因為本文和這裡應該放的文章明視訊記憶體在著一定距離，我將陳述的就是想拉攏這個距離。是2003年春，我給《山花》雜誌投了一篇小說：《讓蒙面人說話》。不久，我接到何銳主編的電話，表示了他對該小說的好感，並決定他們將放在一個特定的欄目推出。所謂特定，就是要配發一篇有關我和我小說的印象性的東西。誰來寫這文章，何主編給我自己定人的權力，但我確定了人後，他又認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適合，並提議我最好請敬澤先生來寫。我說他我可能請不動的。何主編倒爽快，說那你不管了，我來落實吧。果然就落實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它對我有遠距離又真切的關懷和指明。這次《解密》再版，編者希望我做個跋記，我以此代勞，恰好證明我對此文的偏愛，同時似乎也說明我不擅長作這類文章，甚至還有點畏懼。
②《解密》於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說，而更像一段長達十餘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本身具有小說的某種特性：曲折、離奇、辛酸、複雜、迷離、尋尋覓覓、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後基本上是苦盡甘來，有個善良的結局。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是清晰地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是馬上面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將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解密》的最初。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的舉動，暗示我將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十餘年已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段光陰，一部人生，其間我有的變異早已把我變得不再是曾經的我。這些年，我經歷的變動之多之大決非常人所有，首先從身份上說，我就經歷了幾重變換：解放軍、武警、轉業軍人、國家幹部、有職無業人士等；從居住地說，經歷了從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頻繁遷居”；從做人的意義上說，又必然地經歷了諸多人生大事，比如戀愛、婚姻、生子、貧窮、病痛——有一次，我從雙槓上開玩笑似的摔下來，居然離癱瘓只剩一步之遙，我經受了長達半年的複雜的治療和鍛鍊，總算贏得了一個“只是偶有不適”的好下場。總之，我的命運不能給《解密》一個好的機遇和待遇，然後它還以我顏色，讓我受盡折磨，似乎也合情理。因為受盡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拋棄它，從6萬字的草稿中理出一個2萬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發於《前線文藝》1994年春季號），再從11萬字草稿中整出一部4萬字的中篇（即《陳華南筆記本》，發於《青年文學》1997年9月號），都是我曾想放棄的證據。但每一次放棄都不成功，因為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經無法將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樹，你即使攔腰砍斷樹杆，來年照樣要生出小樹枝。就這樣，《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麼蹣跚、難看，但蹣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我深切感到，在創作《解密》的過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優缺點都被最大地顯現了。所以，我幾乎固執地認定，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歷險，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對《解密》情有獨鍾，它幾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運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難，是我的幸福。也正因此，我對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給予過我各種幫助和關愛的家人、朋友、編輯、作家和評論家，以及部分與我有聯絡的熱心讀者，都懷以特別的感動和記念。
③有人說我，把寫作當作生活來生活，這是弱智的表現。我知道，這是在指責我生活的寡淡。生活中，我除了迷戀小說之外，幾乎別無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我將大把大把的時間和內心紛紜的熱情、願望、秘密都變成了文字，同時也把自己基本變成了一個苦行僧。我不覺得這是愉快的，但我無法改變自己。我像一個癮君子不能返回到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