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大患。”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設敵：“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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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8）
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它們的海軍這些年來擴張神速。而大清的海軍自從建成後，就沒有怎麼更新。從軍事實力上說，日本絕不佔下風。特別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後，日本國的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綜合國力已經遠遠超過中國。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提出了“避戰求和”的建議，他建議皇帝主動從朝鮮撤軍。如果避過此戰，中國就可以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在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不遲。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鴻章這一建議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高明的一個主張。如果這一建議得以採納，那麼日本挑戰中國的時間表就會被大大延後。
然而，對於這個建議，皇帝認為簡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戰，就主動示弱，成何體統！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駁了李鴻章。皇帝說，主動撤軍，有失“大清”的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一切時間，整軍備戰。
八
戰爭是一個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個人的素質。
在親政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識儲備的嚴重不足。雖然已親政五年，然而他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近在咫尺的這個鄰居，仍然是驚人的無知。對於一個近代國家的領袖，這無疑是致命的缺陷。
問題就出在他那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１９１９年，當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走進這座宮殿的時候，他第一個感覺是時光倒流：“１９１９年３月３日，我第一次進入紫禁城。莊嚴肅穆的神武門，將我引進了一個空間與時間上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透過這道城門，使我……從２０世紀的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羅馬帝國之前的古老中國。”在高大的門洞之外，是生機勃勃的喧鬧的城市，而在門洞之內，卻是沉寂、荒涼的像時間被鎖住的另一個世界：“位於紫禁城深處的這些宮殿，與中國的共和世界在空間上相距不啻萬里之遙，斷非數百步之隔，在時間上相距無異千年之久，決非共處同一時代。”（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
厚厚的宮牆阻擋了時光的進入。雖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紫禁城裡卻還充斥著康熙乾隆年間的空氣。如果說光緒時代，中華帝國與西方世界存在著幾百年的時差，那麼紫禁城內外，同樣存在幾十年的時差。雖然出生在鴉片戰爭三十一年之後，雖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經有中國政府考察團遊歷歐洲，雖然在他七歲的時候中國已經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光緒皇帝接受的教育卻完全是傳統的。教科書也與歷代皇帝毫無二致，不過是《帝鑑圖說》、《十三經》、《聖祖聖訓》之類的“帝王之學”。
按照時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實是非常失敗的。他的頭腦中除了四書五經、“聖賢心法”，空無一物。他對世界大勢缺乏瞭解，甚至連那些西方國家叫什麼名字都不甚了了。因為在傳統政治教科書中，那些都是無關緊要之事。唯一重要的“聖人之道”，老師說，只要掌握了聖人之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宮廷教育對他的影響還不止於此，他還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臺泣血記》的作者德齡在敘述她經歷的宮中生活時寫道：“一個人只要在皇宮裡住三五年就會變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外界絕少交流，見聞極為有限，生活極為刻板，極端迷信神權、迷信皇權，無形中造成一種凝固的空氣。即使是一個天資高的人也會被束縛得失去聰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描繪這種感受說：“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閒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些閒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裡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裡，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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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9）
這座宮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閉、保守和死寂，對光緒的成長構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雖然學習成績良好，然而除了書本知識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國政治的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