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語錄和鳥”中揮舞他“最高指示”的詩歌“小紅書”並以流淚和動輒下跪進行自我批判和“宇宙出擊”；萬夏以古怪的宋朝式的冥想深陷入“南京大屠殺”的“血*結”；無產階級陣營的第一男高音李亞偉在“打鐵匠和大腳農婦”的挾持下，在川東山區的一條小河邊，被一箇中年男性拒絕了一次“搞起來多麼舒服的革命行動”；“筷子和茶盅”被８歲的他熱烈地牢記並被勇猛地打上“封、資、修”的烙印；如今德里達和羅蘭·巴特的讚歎者歐陽江河卻在“*”中期巡迴演出，扮演一個浪漫主義的革命戰士——“大春”（現代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中的青年男主角），他“黑色的結實”在傾向一根輕飄飄的紅頭繩。而另一位詩人卻驕傲地告訴我，“*”時，最令他難忘的事就是同母親一塊睡覺，假借睡意朦朧把瘋跑了一天的腳放在母親鬆軟而蒼白的腹部上，要不就偷看姐姐紅衛兵式的雷厲風行的洗澡。而我沒有趕上極樂的串連列車，沒有趕上毛主席的檢閱，一首兒歌在遺憾中伴著“武鬥”的炮火夜夜催我入夢：我家小弟弟
半夜笑嘻嘻
問他笑什麼
夢見毛主席而我親愛的夢境除了屍體、慾望和*之外，什麼都沒有。這是革命所帶來的果實，它不潔地騷擾著一個孩子敏感的夢，這夢成為我長大後無地自容的“罪證”，這夢也伴隨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直到另一種“階級鬥爭”在我心中喚起另一種革命之火。２４年後一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