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合。”
劉熙載之意，是把“詩言志”的“志”，擴充套件為“民之性情”，這比古人，是通俗化、平民化、大眾化了，“志”不是貴族的或精英的天才或專利，而是人人皆有的東西。這無疑等於說，是人誰無性情？然則人人有其“志”，人人有其詩意焉。
劉熙載又為詩意去尋根，他發現，詩意之根在於天地、天人之間，就是說，民之性情是在天地之間形成的，是在環繞著人的社會生活世界裡形成的。
這樣抒發“性情”的詩，因為來自“天人之合”，所以能反映“天地之心”，其中會充滿“憂世之懷”，有“憂生之意”，從詩中能讀得出“其人之志與遇”。
這就揭示了詩作、詩意與廣闊的歷史現實生活的關係，使人們能去正確理解一切過去偉大的詩意和創造一切未來偉大的詩意。
富有這樣詩意的詩，於是能像孔子指出的，“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8226；陽貨》）否則呢，就是“不可以”。
外國的哲人海德格爾說：“每個偉大的詩人，都只出於一首獨一的詩來作詩。”而在這作詩的過程之中，“把他的詩意道說純粹地保持在其中。”
很顯然，這所謂“一首獨一的詩”，就是中國詩學所說的那個“志”，詩應當“出於”這樣的“志”，由這樣“獨一的詩”所產生。所謂詩人的“詩意道說”，即根源於這個“志”，應當“純粹地保持在”詩中，而不能打折扣。詩人之“志”是這樣“獨一”，並且能“純粹地保持”在詩中，他的詩才可能“偉大”。
那麼，所謂詩意，核心的東西，就是詩中之“志”。套用來解釋文學人物形象的詩意所在，就是說，這個人物形象之所以有詩意，就是因為有該人物之“志”洋溢其中，這“志”，豐富地理解起來，應包括人物的思想內涵、人物的胸襟抱負、人物的性情性格、人物的言談舉止特點等等。反推上去說，則可以透過這些具體的表現形態，把握到該人之“志”，他作為他這一個人的最本質的內容，也就是能感受到這個人物形象的詩意所在。
那麼，以此分析李逵或魯智深這樣的《水滸》人物，其詩意或詩性的秘密，也就昭然若揭了，他們確實都是很有其“志”的，表現出來就是在思想內涵、胸襟抱負、性情性格、言談舉止特點這些方面都與眾不同，與別的英雄則是同而不同，他們富有自己的詩性，成了讀者心目中富有詩意的人物形象，只要提起李逵或魯智深，讀者馬上就會生動想起關於他們的詩意的一切而不會混淆。
粗魯野蠻以至到時就會殺人如麻的李逵這些人，儘管從“志”的角度，確實自有其詩性詩意，但是怎麼會在我們現代文明的讀者的心目中，也會引起詩意的欣賞的呢？我們豈不是把他們的粗魯野蠻和殺人如麻當作了藝術欣賞的物件，而得到了藝術欣賞的*？當我們承認李逵這個人物有其詩意，對這詩意的疑問就會同時出現，有揮之不去的“殘忍”二字骨鯁在喉。心想，如果沒有這些多好？但沒有這些，李逵又不成其為李逵了，真是“矛盾”。
那麼，這一確實存在的疑問，它的合理解答何在呢？
對此；義大利學者維柯（1668…1744）的觀點可資借鑑。
就是說，我們能藝術地欣賞西方文學源頭與萬世讚美的文學名著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我們就應當同樣能藝術地欣賞我們的長篇小說先驅與萬世讚美的文學名著施耐庵的史詩《水滸》。
《伊利亞特》英雄們的粗魯野蠻與殺人如麻，一點也不亞於《水滸》英雄。所以，維柯怎麼合理解釋《伊利亞特》的詩意的，就可以用來怎麼合理解釋《水滸》的詩意，這個，是完全可以搬用的。
維柯寫道，他的方法，就是“把荷馬本來確實有的東西記在荷馬賬上。”（《新科學》第781節）
那麼，我們的方法，就是把施耐庵本來確實有的東西記在施耐庵賬上。他本來確實有什麼呢？就《水滸》作者而言，他確實有的是他的時代社會、創作資料所能給予他的東西，而不能擁有別的東西。這跟荷馬是一樣的。
維柯寫道，荷馬是以一種“酷毒野蠻的描繪風格”描繪了“那麼多各種不同的血腥戰爭，那麼多五花八門的過分殘酷的屠殺，《伊利亞特》全部崇高風格都來源於此。”（《新科學》第785節）
這樣，“荷馬以無比的才能創造出一些詩性人物性格，其中一些最偉大的人物都是和我們現代人的這種文明的人道的性質毫不相容的，但是對當時斤斤計較小節的英雄氣質卻完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