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上來。在毛澤東之前，多少人研究過水滸，至於提出晁蓋與宋江問題，而且提得這樣嚴重，以至引起人們如此廣泛興趣的，可曾有過？撇開毛澤東的個人政治影響，以及他這樣評水滸的政治目的不說，作為學術題目，這樣提出來，也是很重大、很有專業性、很值得研究者們討論的。所以，馬先生很公正地指出，“架空晁蓋這條故事主線……串聯幾十回書的大小事情，不易為讀者察覺。毛澤東是第一個把它作為專題來討論的，不能不說他讀書夠細。”
馬先生這篇文章在上述學術的收穫上雖是不錯，而在非學術的問題上，卻未免說得不準確，令人有隔靴抓癢之感，這至少因為他畢竟不在大陸生活。比如，他說，“自1975年8月起，《水滸傳》在大陸慘遭圍攻，學刊雜誌報紙，期期罵，天天咒……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遠遠超過對一本古典小說的蓄意曲解而已。”事實上，正因發表了毛澤東的評水滸，發起了一場“評水滸”的運動，當時大陸因而大量出版《水滸傳》，我本人在1980年代還能在新華書店購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只不過前面印有毛澤東評水滸的語錄，以及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的一段話，這次大量印行，是因為毛澤東有指示：“《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可見，馬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