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權利，但當有令人信服的論證才是，否則，這個“聚義廳”，我們也只能依書中之義，理解為“專稱”，而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普通名詞”。馬先生自己說，“《水滸》所講的小山寨，舉如桃花山、清風山、黃門山、飲馬川、少華山，以及王倫時期之梁山，聚集、議事、發令之處均曰聚義廳。”並且馬先生還說過，“其他小山寨，……未及註明者，情形亦不該兩樣。”既然江湖上如此長期通用並無二致，那不正說明“聚義廳”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普通名詞”，而是專有其義的“專稱”嗎？否則，彼時一個普通人在自己家中懸一匾曰“聚義廳”來“普通”一下試試，看官府不把你逮了去也？即使如今，環球之上，這事恐怕也不是隨便可以做得的吧？
馬先生這樣確立了他自己對“聚義廳”這一解釋的前提之後，就站在這個高地上，來指責別人了，並且說，“廳本無名，宋江特為其首次命名而已”。馬先生豈不是太霸道、太睜著眼睛說瞎話了？即使那是馬先生所說的一個“普通名詞”，也不能說“廳本無名”吧？明明有個“聚義廳”之“名”嘛！至於馬先生怕人不懂，言道：“說得簡單點，如果《水滸》是用歐西文寫的，凡遇聚義廳，都應作小寫，而絕不能用大寫”。此言再怎麼樣地來說也沒用，因為馬先生“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這個大前提沒站住腳，打多少比方賣弄多少別的學問來作說明都無濟於事。
馬先生的論點是隻需宣佈，一經宣佈就作為無條件的前提，成為自己立足的高地的，這似為他的習慣，比如，他說：“聚義廳……晁蓋沿用舊有的通稱，沒有感到有訂立專名的必要，與他的政策和立場絲毫無關。……宋江雖說‘聚義廳今改忠義堂’，實在因為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並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這樣的信口開河，仍立足在他自己所立的“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這個前提之上，我們就不必再多說了。所以，“宋江命名忠義堂這一點，有人緊抓不放”這個問題，看來還得爭論和折騰下去。
三
馬幼垣先生寫道：“說《水滸》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之外，可謂本末倒置。晁蓋既逝，他死後好一段日子山寨才作最後的定名次。一百零八是日後的總人數，說的全都是健在的人物，早已當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來就談不上摒與不摒。”
馬先生覺得言猶不足，又寫道：“毛澤東的意思是說晁蓋不該早死，故最後大聚義時不管總人數如何，他仍當是寨主，而《水滸》不給晁蓋這個機會，就足證此書之出賣革命，只可供作反面教材之用。但《水滸》要談的是人性問題，不是在鼓吹革命……”。
今查毛澤東有關原話是：“《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 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毛澤東這句原話，沒有“晁蓋不該早死”之義，也沒有“此書出賣革命”之義，馬先生不應當強加於人。至於說《水滸》一書“要談的是人性問題，而不是鼓吹革命”，馬先生當然可以這樣認為，但俗話說“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其中原因，大約並不是因為《水滸》“要談人性問題”，雖然“革命”也與人性有關，但畢竟“革命”與“要談人性”這樣高雅的事情之間，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與其說《水滸》“要談人性”，還不如說《水滸》“鼓吹革命”，這應當是無有爭議的共識。至少，我們也應當說，《水滸》是談“人性”與談“革命”兼而有之的：大家都知道“逼上梁山”之說，這句話裡就既談了人性又談了革命。最著名的《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一段書，就真切描寫了林沖的善良人性如何被高太尉逼得走向了“革命”的方向。又要論《水滸》，又要那麼不能談“革命”，看來是很難的。
毛澤東所說“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是《水滸》裡的事實，這一事實的指出，啟發了馬先生對晁蓋如何被架空的研究，收穫了很不錯的學術成果，馬先生雖沒明說，其實是是承認這一啟發的，他說：“架空晁蓋這條故事主線……串聯幾十回書的大小事情，不易為讀者察覺。毛澤東是第一個把它作為專題來討論的，不能不說他讀書夠細”。馬先生所不能同意毛澤東者，是：“他說晁蓋宋江是一正一邪，分別代表革命與反革命”，這是“政治掛帥，另懷目標”，因而是“謬失”的。我們從毛澤東原話可知，他是借《水滸》裡的人物情節，說“投降”之類的問題，因為《水滸》裡恰巧有晁蓋與宋江、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