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議”。
結果，以王珪為首的兩制認為，濮王於仁宗為兄，英宗應稱其為皇伯，而以韓琦、英宗像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們則認為，英宗應稱其為皇考，他們還請求英宗將兩種方案，都提交百官討論。英宗和宰執們原以為，大臣中一定會有人迎合他們的意圖，誰知情況恰恰相反，百官對此反應極其強烈，大多贊同兩制官員的提案。一時間，議論紛紛。就在這時，太后聞訊，親自起草了詔書，嚴厲指責韓琦等人，認為不當稱濮王為皇考。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展於己不利，不得不決定暫緩討論此事，等太后回心轉意再說。
《中國曆代黨爭》第五章（15）
這樣，經過長時間的爭論，英宗和韓琦等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的勝利，曹太后的態度是關鍵，只有爭取太后改變態度，釜底抽薪，才能給兩制和百官以致命一擊。治平三年，中書大臣共同議事於垂拱殿，當時韓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將其召來商議，當時即議定濮王稱皇考，由歐陽修親筆寫了兩份詔書，交給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時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將一份封好的文書送至中書，韓琦、歐陽修等人開啟文書，相視而笑。這份文書正是歐陽修起草的詔書，不過是多了太后的簽押。曹太后一直與養子英宗不和，這一次竟不顧朝廷禮儀和群臣的反對，尊英宗的生父為皇考，確實令人費解。於是，便有了諸多傳言。有人說，這一關鍵性的詔書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後誤籤，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詔書內容，但後悔已經晚了。另一傳說則稱，太后手詔的出臺，是大臣韓琦、歐陽修等人交結太后身邊的宦官，最終說服了太后。但無論如何，白紙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賴的。
不管曹太后的詔書是否出於情願，卻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詔停止討論。同時又將宰執們召來，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緒，以穩定時局。韓琦對英宗只說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歐陽修更是非常明確地對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觀點，御史既然認為其與臣等難以並立，陛下若認為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為臣等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再三，最後還是同意了歐陽修等人的意見，將呂誨等三名御史貶出京師。英宗明白這三個人無過受罰，心中也很過意不去，特地對左右人道：“不宜責之太重。”同時宣佈，濮安懿王稱親，以塋為園，即園立廟。英宗的這項決定，遭到了朝臣的堅決抵制，包括司馬光在內的臺諫官員全部自請同貶，甚至英宗在濮邸時的幕僚王獵、蔡抗均反對稱親之舉，這是英宗萬萬沒想到的。在嚴厲處分呂誨等人的同時，英宗又不得不拉攏反對派主要人物王珪，許以執政職位，可以說是軟硬兼施。為了生父死後的名分，英宗絞盡腦汁，用了各種手段，耗費了18個月的光陰，才最終達到目標，英宗篤孝的品行就以這種奇特的方式體現出來。其實，“濮議”並非單純的禮法之爭。司馬光等臣僚堅持濮王只能稱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而韓琦、歐陽修等掌握實權的宰執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實，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無能為力，他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英宗，因為畢竟英宗是皇權的現實代表。等掌握實權的宰執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實，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無能為力，他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英宗，因為畢竟英宗是皇權的現實代表。
第五節 逼出來的改革
一、北宋的人力資源問題
唐末宋初是人才非常缺乏的時期。而國家的強弱取決於人才的多寡。唐朝的治國方略與古人相似，而宋朝的治國方略跟清朝相似，唐朝多次受到外圍勢力的打擊，但最終走向強大。而宋朝越往下發展國力越微弱。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否得到有才能的人相助是非常重要的。在唐代，有才能的人都想建功立業，而到了宋代，有才華的人或者孤芳自賞或者獨善其身。這是為什麼呢？唐太宗以文治武功征服天下群雄，天下人才全部聚集於麾下，對於那些指出他缺點的人多能褒獎。他將任賢唯能列為家法，唐朝三百年天下賢相名卿不計其數，天下有才能的人爭相來投。宋太祖是從孤兒寡婦手中奪取的天下。所以怕有朝一日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用人不喜歡有傑出才能的人。於是強化鞏固尚在襁褓中的趙宋王朝，加強王權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透過採取“收起精兵，稍奪其權，制其錢穀”的三大綱領，巧妙的“杯酒釋兵權”“削弱相權”“罷黜支郡”“強幹弱支”“內外相維”“三年一易”“設定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將軍權，行政權，司法權，財政權牢牢控制。一舉產平了藩鎮割據武夫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