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無為治國，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誠無息”、“至公無私”安天下。如此，則“上天眷顧，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會造成“天命去之，人心違之”的局面，要想延長鬚臾的統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說的“人”有兩層意思。前者“實自由於人”，這人主要指人間的統治者，即人君。這個“人”必須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為享受天命眷佑的聖人，不然就不會受到上天眷佑。後者“人心違之”這個人，是指被人君統治的眾人。這個“人”是天下安與不安的根本。雖雲“天命違之，人心去之”，實則是“人心違之”從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無私的天道行事，則人心順暢服從，天命便會眷佑，如行事並非至公無私，不合於“天道”，人心便會違逆甚至反抗，天命也會遺之而去了。
這裡所說的天命，不是幾近於人心嗎？朱棣雖不能擺脫天命說的迷信成分，不能擺脫天人感應的謬誤，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國之道、民眾之心的順逆從違視為天下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無疑應當給予正面的評價。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話將君主神化，以加強自身的權威。他聲稱：“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然而這一天命說包含著明顯的邏輯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無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無私的而不是別的，從而也不存在什麼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麼，在其不公之時便與天不合，“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的說法便不正確。這個矛盾是致命的。每個君主在宣稱他與天同心、代表天命時都無法逃過這個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識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騙性。
歷代皇朝盛衰的事實教訓了統治者，他們不能不承認天命並非始終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們必須對此有所警戒，必須謹慎行事。永樂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與侍臣討論元朝興亡的歷史經驗時，就表述了這種認識。他說：
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因而，人君不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實際是要對君主的行動有所約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約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則可以常存警戒、謹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總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繼承者成為聖明之主，順天無私，至公博愛，畏天慎行，以求至治。〃奇…_…書……*……網…QＩＳuu。ｃＯm〃
祖先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歷來與敬天、順天並行不悖。在中國人看來，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賜，甚至天命的眷顧，也與祖先之積德有莫大關係。作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對創業垂統的祖先充滿無限的崇拜。他們堅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創業，那麼，謹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業。一切改變祖法、違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險的。因而恪守祖制，在《聖學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內容。他說：
祖宗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衰世之主，敗其祖法，則身亡國削。
我們之所以說法祖與法天、敬天並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還因為他們總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麼樣的？難以說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則，則是可視可聽可得而循的明確榜樣。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樣，才可受天命眷佑於久遠。
天之可敬，在於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於它可以拋棄下民，甚至降罰以行天譴。天命是如此無常！人君無不擔心他們可能被拋棄的命運。君主們面臨萬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們警惕著隨時可能來到的滅頂之災。為了避免被拋棄的命運，歷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臨民要謹其好惡、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張。朱棣也說：
人君之所好與天下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己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己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慾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雖高踞於萬民之上，但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其取捨標準則是與天下人心共好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