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
客觀的說，此時的116師經過連續行軍作戰，實力較顛峰狀態有所削弱：全師平均減員28％，其中步兵團減員30…38％。雖然在平壤經過短期休整，對人員、物資進行了調整補充，但物資方面尚未得到上級補充，主要靠取之於敵和就地籌措。儘管在第二次戰役中116師繳獲的武器彈藥較多，但部隊槍支型號繁雜，有日式、美式和蘇式等，不便於供應彈藥。因此116師只能把使用同一種彈藥的槍支適當地集中在一個單位，同時把較好的槍支集中配給346團、347團的主攻營、連，並儘量補足彈藥，加強其火力。臨津江戰鬥時該師及加強部隊總兵力為9840人，各種火炮86門，防坦克武器33門。後勤方面鑑於運力薄弱，為了多帶糧食彈藥，部隊出發前進行了輕裝，把揹包等暫時不用的物資，全部留在平壤。師、團成立了留守處，營、連指定了留守人員。部隊於12月20日到達高浪浦地區集結前，糧食、彈藥等主要作戰物資均保持執行量。
在兵力佔微弱優勢，火力處於絕對劣勢（這一階段韓國軍隊師一級火炮裝備總數大致在150門左右，還應考慮到美軍配屬火炮及韓軍隨時可以得到美軍航空兵支援）、敵人情報蒐集手段又處於優勢的情況下，迅速進行戰役集結並跨江突擊敵堅固設防陣地，對於任何一支軍隊來說，都不是件輕鬆的任務，何況志願軍又是在連續進行兩次戰役進攻之後，困難可想而知。這裡需要補充的是，韓國軍隊的戰鬥意志，並非完全象美國人在後來史籍中所反映的那樣一無是處。筆者曾經就此請教過一些健在的志願軍老戰士，他們普遍的反映是韓國軍隊有點象國民黨軍：越是看的到希望的時候，他們打的就越兇猛；越是覺得沒指望的時候，他們仗打得越爛。當然，在臨津江一線韓國軍隊的戰鬥意志不會很頑強，但除了一、二次戰役慘敗的因素外，李奇微的“滑頭”部署對韓軍士兵計程車氣恐怕也有一定的影響。而且，在第1師的相當一部分軍官，既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又在北方都有“不良記錄”，因此在潰敗前，其戰鬥精神的當然不會象某些美軍將領回憶錄中描述的一塌糊塗。
細緻的戰前準備
某些西方著作，把志願軍的勝利描述為完全依靠無窮無盡的數量優勢來獲得，這完全是誤解或者別有用心；事實上，由於後勤補給的惡劣，志願軍一線部隊不可能數量達到某些人所說的5：1的優勢。當然，在戰略上屬於弱勢的情況下，要在關鍵的地方集中兵力，形成相對優勢，這是最基本的軍事原則——在國內戰爭時期，儘管每次戰鬥紅軍或者解放軍差不多都是以多勝少，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戰場上，紅軍或者解放軍的數量超過了國民黨軍——能夠形成區域性優勢，這也正是指揮藝術的體現。其次，在火力處於嚴重劣勢的情況下，弱者一方要取得勝利，必定要佔有數量優勢，否則在兵力、火力均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弱者只有死路一條。有興趣的讀者，在評價志願軍作戰效能時，不妨以中美雙方在朝鮮的交換比與太平洋戰場日美軍隊的交換比進行對比，其結果不言自明。對於“聯合國軍”來說，以當時的實力，守住臨津江並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李奇微過於“滑頭”的部署，使他們喪失了這種可能性。志願軍建立在精確計算基礎上的冒險，與“聯合國軍”建立在精確計算基礎上的穩妥，本身也體現了雙方指揮藝術的著眼點，也是在當時的場景下，雙方根據實力對比，各自所能採取的最佳策略。
作為東北野戰軍的頭等主力，39軍受林彪經常掛在嘴邊的影響，對《孫子兵法》中“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矣”有深刻得理解（電影《大決戰》中在刻畫林彪的形象時，這個細節也得到了再現）。在兵力兵器總體優勢不大的情況下，臨津江畔較量的關鍵，就首先落在了進攻的突然性和戰前準備的充分程度上。為了實現志司迅速撕開敵臨津江防線的意圖，39軍最先開始的，就是細緻的戰前準備工作。
12月11日，39軍軍長吳信泉命令116師師長汪洋，派348團提前兩天，從平壤出發到九化裡以南地區，執行突破臨津江的戰鬥偵察任務。汪洋遂加強給348團山炮、工兵、偵察各一個連組成先遣團，由師參謀長薛劍強帶隊。薛劍強（後來的1月3日的釜谷裡戰役中壯烈犧牲）到348團團部後，立即傳達了軍、師首長的命令，要求348團行動迅速但要隱蔽，查明敵情但不要吃虧，離開軍、師主力，單獨執行任務，一定要注意防止敵人襲擊。為此，師首長和348團一起研究了戰鬥偵察任務的行動方案。根據這一行動方案，348團由平壤出發急奔三八線。經過7天行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