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對方沒有了回答。戴笠於是猜測江雄風的處境相當危險，並由此推斷西安的形勢已經緊張到了極點。當蔣介石被張、楊所扣的訊息被戴笠證實後，頓時整個南京處於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考試院長戴季陶等人，主張立即成立“討逆軍總司令部”，調動軍隊向西安發動進攻。但宋美齡和宋子文等蔣介石的親屬們，認為強硬激烈的軍事行動會給蔣介石的生命帶來難以預料的威脅，所以反對採用武力而謀求和平解決。
面對如此對立的局面，向來冷靜精明的戴笠也變得六神無主了，從心眼裡感到了恐懼和擔憂。這期間，戴笠每天都去晉見宋美齡和宋子文，瞭解與西安之間的聯絡和談判的進展情況，並逐日與駐守在甘肅天水的胡宗南聯絡，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勢。當戴笠得知宋美齡和宋子文準備飛赴西安與張、楊談判時，非常想一同前往。但由於他的特務處始終是蔣介石的御用工具，曾得罪過東北軍和西北軍裡不少的人，此次前去無異於自動上門送死。可戴笠心裡更清楚的是，這次未能事先洞察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陰謀釀成如此大禍，無論蔣介石在事變之後是死還是生他都難逃瀆職之罪。與其束手待斃還不如冒死一搏，也許這樣才更會有生的希望。也就在戴笠猶豫時，得知情況的胡宗南給他來了電話。胡宗南說：“這次事變能否和平解決底牌握在校長的手裡，而不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這次事變的目的，無非是逼校長抗日洗雪亡國亡家之恥。如校長有不測，那麼國家必亂，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初衷也就不能實現，反而要成千古罪人。以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聰明，斷然不會出此下策，因此校長也絕不會有生命危險。既然校長不亡，哪有學生先亡的道理？你此次去西安不但沒有生命危險，相反卻有勤王保駕之功，此是千載難逢的建功機會，得之終身受用，失之卻難逃殺身之禍。”胡宗南的這番話，使戴笠茅塞頓開，堅定了他去西安的決心。可戴笠的決心遭到了宋美齡的反對，她擔心戴笠去了許多事情會更難辦。後來是宋子文出面，說戴笠與張學良私交甚好，好些別人做不了的事他能做到。宋美齡聽宋子文這麼一說，加上戴笠決意去西安表現得十分誠懇，也就不再反對了。
雖然行前有胡宗南對西安形勢的詳細分析，還有宋氏兄妹的“保駕”，但戴笠內心裡原有的那種惶恐和不安一點也沒有減輕。他經過再三思考，臨上飛機前還是隨身暗藏了兩枝左輪手槍。可飛機在西安機場降落後，戴笠所帶的那兩枝手搶就被張學良手下的人繳了，而且當晚被軟禁在張學良公館的地下室裡。戴笠見自己落得如此境地，知道已是凶多吉少，便在日記本上寫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也。”由於張學良一直沒有與戴笠見面，戴笠不知他對自己到底作如何處理。為此，戴笠讓人找來“西北剿總”二科科長陳昶新，要求陳昶新帶他去見張學良。當陳昶新把戴笠的要求轉告張學良後，張學良親自去了地下室。戴笠一見到張學良，當即跪在地哀求道：“請副總司令千萬保全委員長性命！”戴笠雖然是為蔣介石在說話，但也是在拭探自己的性命是否有危險。張學良見狀趕忙說：“委員長寢食都很好，你可去看看他。”戴笠從張學良的口氣裡感到沒有要傷害他的意思，馬上起來迫不及待地要去見蔣介石。張學良只好要自己的副官帶著他寫的手令，去了蔣介石臨時居住的地方。誰知戴笠還沒有進門，蔣介石就罵道：“你這時來幹什麼？給我滾回去！”戴笠只得縮著身子，畏懼地站在門外不敢進屋。宋美齡見此情景，立刻作了勸解，蔣介石這才臉色有了緩和。這時，戴笠走進屋跪下來後，對蔣介石說：“校長處分我吧，是學生沒有保護好校長的安全。”蔣介石聽戴笠這麼一說，沉默了許久，而後嘆了口氣說：“這也不全怪你。”過後，蔣介石擺了擺手，戴笠知趣地退了出去。當晚，張學良擔心有人傷害戴笠，就讓戴笠住在了陳昶新的家裡。可張學良絕對沒有想到，沒過多少時間蔣介石把他交給了戴笠“嚴加管束”，而成了戴笠的階下囚。
“西安事變”是在蔣介石接受了張學良和楊虎城提出的六項條件後而告結束的。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很快推翻了原先的許諾，對事變中的有關責任人該關的關、該殺的殺、該趕走的趕走，惟獨對“西安事變”最重要的責任人戴笠恩寵倍加。這在蔣介石來說，固然有戴笠原先轉報的關於“兵諫”之說的情報記錄在案，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戴笠敢冒生命危險赴西安“救駕”。蔣介石一生中儘管把特務工作放在極重要的位置，但在公開演講和所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