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這次團代會上被選為團蘇區中央局秘書長。當時，少先隊工作是圍繞著戰爭而開展的，少先隊、模範少隊都是半武裝的組織，每次戰役或戰鬥，都要有少先隊、模範少隊的配合，因而有必要讓少先隊總隊長參加軍委會議，瞭解軍委的戰略意圖。因此作為少先隊總隊長的王盛榮，被選為中央軍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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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體育明星”
沒想到就在紅軍一次次取得反圍剿勝利的時候，黨內“左”傾機會主義掌握了領導權，主張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受到排擠，王盛榮也不再擔任少先隊總隊長。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撤離中央蘇區，向西北轉移，王盛榮被編入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在1934年10月和紅軍一起開始長征。長征中，王盛榮先後擔任總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長、部長。1936年4月，王盛榮奉命調到團中央任武裝工作部部長，他的同事有胡耀邦等。紅軍到了陝北，經廖承志做媒，他與紅四方面軍的“川妹子”趙明珍舉行婚禮，花了五毛錢買了包瓜子、沏了一大壺茶，來賀喜的主要是他的共青團同事：胡耀邦、馮文彬，以及趙明珍的戰友劉英（張聞天夫人）、李伯釗（###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等人。在延安，王盛榮還是一個“體育明星”，他在蘇聯留學時學會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帶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將王盛榮飛快的從人群裡穿過。王盛榮說：“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夠連成一片，我可以用一個小時從延安滑到延長。”延安到延長有160多華里，大家不信，說他吹牛。有一次打排球，王盛榮連續把排球打出界外，陳雲在一旁評論：“你太悲觀了，淨想自殺了！”大家聞言，鬨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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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山區打游擊
轉眼就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戰烽火燃起，國共兩黨簽署了《國共合作宣言》，西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在南京淪陷後，八路軍南京辦事處遷到武漢，需要派大批幹部到武漢工作。當時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兼長江局群工部長的董必武，點名向延安要來在武漢土生土長的王盛榮，委以群工部“高階聯絡參謀”的官銜，負責與國民黨上層人物和社會名流打交道。王盛榮於1927年離開故鄉，十來年之後帶著妻子重返江城，夫婦倆卻實在不願幹這種特別需要“講風度”“講氣質”的雅活。他覺得自己沒有金剛鑽，實在難以勝任這種瓷器活，耐著性子一邊與權貴們周旋，一邊三番五次向董必武和長江局書記王明訴說。董必武被他磨得沒辦法，只好同意他去河南遊擊區。1938年1月，經過董必武的安排，王盛榮和妻子進入了桐柏山和大金山之間的竹溝鎮，王盛榮被任命為竹溝游擊隊政委。那時這一帶失散的紅軍戰士不少，王盛榮將之收容、整訓，壯大隊伍。還指揮隊伍打了一次以少克多的勝仗，伏擊殲滅了附近一支姦淫搶掠無惡不作的千餘人土匪隊伍，繳獲了3百多枝槍，游擊隊壯大到2千人，改編成新四軍第8團，他擔任了豫南特委書記兼8團政委。後來劉少奇到河南，對王盛榮的工作給予肯定，報長江局任命他為河南省委副書記。李先念1939年元月來竹溝組建新四軍支隊，並任司令員，王盛榮任政委。
得罪康生埋禍根
不久，王盛榮就被調回延安，在陳雲主管的中央組織部工作，後來擔任了中央管理局的副局長。沒想到王盛榮在延安得罪了兩個人，一個是江青，一個是康生。得罪江青起因是跳舞，前面已經說到，王盛榮是個“體育明星”，喜歡文藝的江青覺得和他跳舞很瀟灑，但王盛榮覺得有顧慮，便有意迴避她，於是江青就罵他是不識抬舉的東西，對他懷恨在心，以後就趁機報復。而王盛榮得罪康生和延安整風有關，1942年，整風時，作為中央管理局副局長的王盛榮，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主持黨校整風運動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保衛部部長康生。在黨校，康生提出一個“搶救運動”的口號，大搞逼供信，黨校好幾百人被打成叛徒、託派，3百多人被關押。因為經不起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人自殺，有人精神失常，王盛榮對此非常反感，很想找個機會向毛澤東彙報。有一天，他見到陳雲，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講了出來。而另外一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也向毛主席直接報告了實際情況。幾天後，陳雲通知他：毛主席想當面聽聽你的意見。當天他就去見了毛主席，竹筒倒豆子將康生大整幹部的情況做了彙報。毛主席非常重視，找來黨校副校長彭真瞭解情況。彭真說：王盛榮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毛主席立刻建議召開一次黨校高階幹部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都參加了這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