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力依然知道，一是不能做俘虜，二是不要掉隊。做了俘虜沒有好日子，掉了隊以後也沒有辦法。一直在戰爭環境里長大的蘇力沒有文化，可是蘇力也有學文化的辦法。行軍的時候，讓前面的戰士背一張紙，紙上寫字，蘇力就在後面學。到了宿營地，蘇力就拿棍子，在地上寫。後來，蘇力又參加了薄一波領導的山西青年決死隊五團（後改編為長城演劇團），用歌聲和舞蹈宣傳抗日救亡思想。蘇力覺得，她對不起那些在抗日戰爭中死去的戰友，因為她歌唱得不好，舞也跳得不好，她沒能在他們生前為他們獻出精彩的演出。之後，蘇力到延安學過護士，去東北從事公安工作，1949年隨第四野戰軍南下到井岡山地區……1960年，她隨丈夫到了上海，成為盧灣區民政局副局長。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長征精神”始終鼓舞著蘇力。在井岡山地區開展土改等工作時，傍晚開完縣委會，她總是身揹著未滿週歲的兒子，一個人走七八十里山路，連夜趕到另一個村莊發動群眾；她從不“與民爭利”，加工資時，她每次都把名額讓給比自己級別低的同志，以至於到了離休的時候，她的行政級別依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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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我有什麼用？
——採訪26個健在的老紅軍之後的一點感悟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記者黎雲
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在70年的光陰隧道中穿梭了26個來回。一個月裡，我不停地做夢，而且是夢幻。我夢見了腦袋上中了三槍的彭永清，夢見了被毛主席稱為長征路上“燈籠”的戴鏡元，夢見了死守倪家營子的西路軍連長杜天榮，還夢見了外號老兵的紅小鬼吳世昌，紅色報務員彭富九、還有蹇先佛、肖榮昌、黎東漢、劉月生、蘇力……70年了，他們已經暮年，對於並不關注紅色歷史的人來說，他們和所有顫顫巍巍的老人沒有什麼區別，安靜地生活在遍佈全國的幹休所裡。其實我對他們也不瞭解——儘管我對於軍事和歷史興趣很濃厚。但我可能更加功利，在花時間去研究歷史的時候，同時總在考慮這種研究對現實有無指導意義。但我對他們卻耳熟能詳。因為他們的身上，都刻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名詞，那就是“長征”。長征幾乎成為了他們生命肌體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說起長征，他們或神采飛揚，或痛哭流涕，或激動不已。總而言之，這種採訪的情緒是或多或少地感染著我，讓我的情緒無法平靜。但有例外。例外能夠平靜的，便是幾位為數不多的女紅軍。一位女紅軍這樣向我描述她的長征。她說：“一個人只要想活下去，她就一定能堅持下去。”這句話改變了我對女人的看法。一直以來，我都認為男人比女人更堅強，所以不太喜歡女強人或性格剛強的女人。但這個柔弱的老人改變了我。從老人那裡出來，我開始了思考。我的思考過程是這樣的。首先是思考一些具體問題，比如為什麼要紀念長征，比如我們紀念長征，到底是在紀念什麼？然後我開始思考一些飄渺的問題，比如我是誰？我有什麼用？——有一個同事說我不如食堂烤燒餅的，搞得我很鬱悶。後來我回家想了想，覺得還真是不如燒餅師傅——人家每天能烤上百個燒餅給大家吃，而我呢？這個應該屬於世界觀人生觀範疇的問題困擾了我很久。使我想到了一個正在做長征秀的欄目——一群人一邊爭吵一邊重走長征。他們是在鍛鍊意志，健全體魄？或者說是體驗艱辛，緬懷逝者？沒錯，這些都應該做，都是對的，也是有意義的。我又想到了那些沒有走完2萬5千里，倒在長征途中的烈士們呢？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留下可資懷念的事蹟、沒有留下供後人祭奠的墳塋，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突然我知道我有什麼用了——如果可以，我願意把紅軍們當年揮舞的刀槍，鑄成如今和平年代的史筆，為所有血灑沙場的將士寫下傳記。我還知道，我寫下的文字，遲早會隨著歲月的流逝，化為塵土。但是，我記錄下來的精神，將永遠不朽。長征的英烈們，魂兮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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