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爺是想更驕其氣了。不用去修補關係，直接派人去他府上，請求他在陛下面前為王爺解說一二，讓王爺進京看望一下陛下呢？”
“妙，妙啊！”郭榮讚道。這麼一來，更會麻痺王峻，比單單的送禮，還要好上很多了。
王樸見第三條已經商議完畢，說道：“王爺，這第四條，駐兵靈州，您看派誰去好呢？”
“靈州是緊要之地，必須派遣一員能征慣戰之將才好，我想在高懷德、慕容延釗、石守信、王彥超裡面選擇一個。只不過我們練兵，打得是擴充禁軍的旗子，可禁軍是天子親兵，向來應該駐紮在京畿，我們以什麼樣的名義才能讓他們駐守靈州呢？”
名不正則言不順。如果郭榮現在是皇帝，而禁軍又練成了，地方節度使的實力減弱，同時又撤消了一些節度使，一直詔令，讓禁軍代替節度使的地方軍隊，成為全面負責國家的安全，那麼派禁軍將領駐紮地方，自然誰也不會說什麼。可現在不行啊，萬事要以穩定為前提啊。
郭榮心裡很清楚，這靈州是一定要派遣大將駐守的。說關中安全，事實上是相對而言的，由於地理的關係，中原南北的兩大勁敵，是很難的對關中又大的影響的。首先，關中有山河之險，南方的楚國要想大部隊的進入關中，那要麼奪洛陽，走潼關，要麼越過秦嶺走武關舊道。
在汴京有大批周兵的情況下，奪取有八關之險的洛陽，走潼關，那純粹是找死。而武關舊道，雖然一千多年前，劉邦從這條路走過，可是，一千多年了，自從開闢了潼關大道之後，過去聞名天下的函谷關、武關，早就破舊了，根本就不適合大部隊行進，這麼一來，楚國是影響不到關中地區的。
而契丹呢，契丹走河北已經走順了，搶劫財物，在河北很順溜，它何必捨近求遠呢？再加上關中的北面有定難軍呢！
定難軍全稱叫做定難軍節度使。唐末五代，事實上是中國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時期，北方的遊牧民族紛紛南下，而五代之中，後唐和後漢非常明確是由沙陀族建立的，後晉的石敬瑭則是出身西夷（新舊五代史都明確指出，李存勖和劉知遠都是沙陀族人，關於是石敬瑭則說是出身西夷，注意出身西夷，並不一定就是胡人，李白出生于吉爾吉斯斯坦，可他就是根正苗紅的漢人）。在民族大融合的過程中，有一個民族就在中國的西北漸漸的強盛起來，那就是党項。
党項是西羌的後代，在唐朝的中期出現在中國的西北。大概有西封、拓跋、折、野利、費得等幾個姓氏。他們在與吐蕃的爭奪中失敗，紛紛向唐朝稱臣，內遷道慶州、夏州一帶。直到後周的時候，這党項都是一個鬆散的民族。在靈州、慶州、鄜州等地的党項也多次叛亂（華夏大防雖然不對，可是國力弱小的時候，讓遊牧民族內遷，真的是養虎成患），後唐明宗時，曾經多次在西北用兵，終於平定了慶州等地的党項人。
可是，党項對關中的危險不在於慶州等地的党項人，而是定難軍。唐僖宗的時候，夏州（今內蒙白城子，又稱朔方）有個叫拓跋思敬的党項人，任夏州偏將，後來鎮壓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任命他做了夏州節度使，這就是定難軍的來歷。李思敬傳位給弟弟李思諫，李思諫傳位給兒子李彝昌，李彝昌在位時夏州發生了叛亂，族人李仁福評定叛亂被擁立為節度使。這個時候後梁時期，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多次合併攻擊夏州，李仁福無奈之下像後梁稱臣，朱溫出兵援救。李仁福在戰爭中因禍得福，先後又攻克了銀州、綏州（陝西綏德）、宥州（陝西定邊附近）等地，實力大增。此後，定難軍就向中原王朝稱臣。
可是，由於這定難軍所佔的地盤，特別是銀州、綏州是中原的屏障，那地方歷代都修有古長城，是中原王朝防範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略要地。在後唐明宗時期，中原國勢大增，朝廷就有意收復定難軍。唐明宗趁著李仁福剛死，就調任新的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的兒子李一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想把李一超給調走。老李家在夏州盤踞了四十多年了，根深蒂固，李一超又不傻，他當然不願意挪窩了。
於是，唐明宗就下詔誣陷李仁福勾結契丹，派遣安從進平叛。這個時候的夏州實力還不算大，安從進一下子就把夏州給包圍了起來。可一來夏州城高，二來李一超招呼城外的党項人抄了安從進的後路，掠奪了安從進的糧草。搞的唐軍派出大部隊來押運糧草，每運一斗糧食，都要耗費一千錢，唐明宗心痛，就撤兵了。重新任命李一超做了定難軍節度使，而李一超也是見好就收，接受了唐明宗的冊封，再次回到了大唐的懷抱。
就這麼著，定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