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其他幾乎全都是文盲。在她們的女性前輩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數她們的媽媽，本人的拙荊，小學畢業。說來有愧，本人無能，一直沒給內人找到籤三個字拿錢的差事，時髦的稱呼是“職業婦女”，其他女性前輩則全是不識“之無”之人。
其實，我的三個女兒中，只有大女兒的天資較高，據手頭資料比較，我的老大沒有“哈佛女孩”的天資高。
老二老三的天資確是平平，這一點，我所有的同事們都是這樣看的。老二在4歲多時，教她一個漢字，有時要教30多遍才能記住。老三更是一副憨厚像，二三歲時才會說話，長大了說話老愛出笑話，幾次都是對著爸爸喊媽媽，對著媽媽喊爸爸，於是平時我們戲稱她“三呼”，小時候同村的嬸嬸們戲言：老大將來頂她爸爸的班，老二頂她媽媽的班（做鄉村縫紉匠），老三上工地（農村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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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專項”�
三個女兒在學習中遇到的學習問題，我總是“立專項”進行研究。有關讀寫算記的速度標準和準確度標準，都是在遇到想到這些問題，再“立專項”進行一番研究之後，才慢慢悟出來的。十幾年來，我在輔導三個女兒學習的過程中，透過不斷的探究，不斷的總結，形成了一套具有個人特色的教女方略，我個人覺得，我的一套方法，是比較科學的，比較先進的，比較實用的，也是值得推廣的。十年前，我就開始擬腹稿，原打算在退休後成書。
十年前，武漢市衛生局一位李處長，邀我到他家，介紹我的教女方略，講了三個小時，他非常讚賞我的這套教女方略，並鼓勵我儘早成書出版。當時我說現在沒時間，將來退休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一本“教女經”。
教育家們認為，讀寫算記是四種基本的學習能力，專家們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我在輔導三個女兒學習的過程中，我認為高速度高準確度的讀寫算記是四項重要的“學習技術”並視之為開啟女兒們智慧大門的四把“金鑰匙”。當然，高速度高準確度的讀寫算記也是四種更高層次的學習能力。在輔導三個女兒中小學學習的十餘年之中，我逐漸探索出了一套簡便易行的訓練方法，把三個女兒的讀寫算記的速度提高了，3倍~10倍，使她們的學習效率大大提高，學習效果也比較好。我當時所進行的讀寫算記訓練，與學校教育配合默契，加上三個女兒勤奮好學，使得她們在求學的道路上，步步上攀，並且逐步顯示出這一方法的長期效應來，使我最為自豪的就在這一點。
把高速度高準確度的讀寫算記視為四種基本的學習技術，並透過訓練來快速提高這四種學習技術，使小學生的讀寫算記的水平達到或超過高中生或成人的水平，由此可以大大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更加有利於學生的成才。這就是我“特種”教女方略的巨大意義所在。
大女兒的遺憾
大女兒1969年11月10日出生，在那個“史無前例”——不，錯了，是“空前絕後”的日子裡，武漢大學外文系和生物系的800多老教授和青年學生（我是其中一個），就都戴著“臭老九”的帽子從風景綺麗的珞珈山來到了王維留與“醉”山翁的風水寶地——襄陽，在那裡搞什麼“鬥批改”，後來接著到沙洋農場，又轉到孝感東山頭，接受“再教育”，直至1972年2月，我才回家見到可愛的大女兒，但2歲多的小淑華怕生，不喊爸爸。分配回江夏區後，先在科委工作，一年到頭住生產隊，“頭銜”是“武昌縣縣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到“後進”的生產隊“領導”農民“學大寨”，一個月才休息4天，農忙了，還得過個“革命化”的休息日，妻子在生產隊掙工分，忙得很，小淑華由我的76歲的祖母帶，惟一的早期教育就是祖母的那些有好幾百歲的兒歌謠。
我用以早教的工具是“紅寶書”和“語錄”。其實，那時我還不懂得什麼是早期教育，我只知道應該早一點教小淑華識字數數，真正使我產生早期教育思想的是在1980年的上半年，武漢公差之餘，我在武昌民主路書店，購得一本小冊子，好像是二角多錢，書名是《早期教育與天才》，我一口氣看完，感受頗深，下決心對自己的三個小孩進行早期教育，使她們個個成才。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教育是使我真正認識到了早期教育對孩子成才的巨大作用。
1979年5月我來江夏衛生學校教書，1979年9月，透過熟人，將小淑華插入條件較好的紙坊一小五年級（2）班讀書。我看完書後，將書放在桌上，被小淑華瞧見，她看子幾頁，感慨地說：“我要是晚生幾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