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西歐、美國，它們難道一直就是這麼好？事實上看六十年前，更不用說一百五十年、五百年前了，它們比現在差多了，甚至遠遠不如同時代的中國。
等待的精神和等不起瞎折騰，造就了不一樣的國家。
李：我們國家民族在文化上常常被人稱為或者自稱為“早熟”。這可能是文化沙文主義的一種自我膨脹，一種類似精神手Yin的自蔚行為。從我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隨處可見的非理性行為判斷，與其說是一種“早熟”，可能還不如說是某種機能亢進或者某種機能缺乏所導致的畸形更合適。比如在北京，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老子不賺你這個錢。這就是典型的商業非理性。類似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遍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幾年，情況似乎有了一點變化？我不知道。
劉：就是種地，也要一百多天才能有收成。更不用說培養一大批人的道德觀念和政治理性之類了。一句話：急不得。
王安石的激進我還能理解，司馬光號稱“保守”下的決絕，我卻感到難以理解。雖然缺乏資料，但你今天用進一步猜想所作的解釋，卻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可能接近了歷史真相——一是個人生命快走到盡頭，一是被刺激得太厲害，所以走了極端。
李：我想請教下一步寫作明代歷史的想法是否可行？
劉：我的想法是能否在橫向和縱向兩方面擴充套件。縱向就是考察中國各個歷史時期政府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分析其對政權執行狀況的影響。橫向就是考察近似的帝國，西方或者近東的帝國，看它們有無類似的問題。或者在它們那裡重要的不是知識分子與政權的問題，而是比如宗教與政權的問題。中世紀西方的神職人員同時不就是知識分子嗎？
這樣的書我現在還看不到。
稍深入比較中西方的知識分子與政權的關係。中國計程車階層為什麼有如此大的“怨氣”，也是因為它與政權靠得太近，它太想擔當天下了。看看西方計程車人，寫《通往公民社會》的米齊尼克，曾經支援瓦文薩的團結工會反對波蘭政府，後來瓦文薩上臺，米齊尼克進入議會，三個月後他便辭職，回頭即開始批評瓦文薩的政府。對應中國，可能找出這樣的例子？為了保持一種獨立的可以批評的立場而與政權保持距離的？中國計程車人有的是求“入閣”而不得，個人不能施展才華的怒氣。
這真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但是結論為何我無權發言。從一般史料來看，明代確是一個特別明顯的朝代。在這之後，士人的地位再沒有翻過盤。
再說你的《帝國》對秦檜的“翻案”——岳飛為什麼必須死，原因更多在帝王，所以說是對秦檜的翻案——寫得精彩極了。寫趙構一開始如何勵精圖治試圖恢復中原，為什麼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真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你的寫作中，似乎更多用的是一種猜測性的詞彙，這會是我的另一個問題，可是我能理解，非如此（猜測）也無法解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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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必須宣告，我完全沒有為秦檜翻案的意思。秦檜在人們心目中是個什麼東西，對於我一點都不重要。
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8）
劉：改了多少稿？
李：技術上改得比較多。在史實上請人來挑“硬傷”。結果發現史料引用沒有註明出處，光去補這個就花了二十天左右的時間。大概四到五稿吧。
劉：文字本身沒有改嗎？
李：沒有。
劉：你的文字挺有特點的，行文字身與黃仁宇和吳思有一種神似之處。
李：年輕時當記者，文字挺華麗的，現在火氣退了。
劉：這麼說你的文字是在壓激｜情壓激憤的了。可見你的本性是誠實老實的。吳思則不同，他在表面的謙和背後有“奸詐”和“壞”的一面，他常躲在牆角“壞笑”。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如果不是這樣的性格，他也就發現不了“潛規則”和“血酬定律”了。
明以後再做什麼？
李：回到秦漢去。寫帝國建立之初的那些好玩兒的事兒。
闖進歷史瓷器店的野牛
——關於《帝國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紀事》的對談
李亞平〓劉蘇里
劉蘇里（以下簡稱“劉”）：《帝國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紀事》應該算是《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的續篇或者姊妹篇，上市後賣得這麼好，是我沒想到的。一般說來，兩本書出版間隔那麼短的時間，第二本很難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