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高中和黑人同學的愉快相處也證明了這一點。於是，奧巴馬一頭扎進了黑人學生的圈子裡，迅速和他們交上了朋友。雖然這些黑人學生各自背景不同，但他們所討論的卻不過是那幾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奧巴馬喜歡關注那些站在社會前沿的人物：朋克樂隊、黑人民權運動家、激進主義者、拉美移民和女權主義者。在他看來，這些擁有先進思想的人才是討論人權和政府的最佳人選，除此之外的其他人都或多或少是這個時代的羈絆。但即便這些“最佳人選”也分三六九等。奧巴馬曾不止一次在背地裡指責某個男生“不夠黑”，言下之意是說他並不是傳統的那種黑人，說話的時候文縐縐的，談起黑人問題的時候也不見應有的責任感。
大二時奧巴馬選了一門新的課程，課程內容涉及非洲種族歧視和美國曆史的比較。他們透過課程瞭解到了種族隔離制度的由來：荷蘭和英國的白人是以外來人的身份進入非洲的，但是他們卻希望在那裡建立一種以白人為核心的社會秩序，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種族隔離制度是一個將南非的白人、印度人和黑人隔離開來的強制法制，類似20世紀60年代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除此之外，少數白人憑藉自己建立起來的不公平制度擠壓其他族裔，霸佔了幾乎所有的好工作，把黑人剝削得又窮又苦，這一點又和美國南方的情況頗為相似。
“二戰”期間南非製造業獲得發展，帶來了黑人工人隊伍的壯大。戰後初期，在非洲大陸民族獨立運動的推動下，南非的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紛紛提出了民族解放要求。為抵制這股潮流，南非國民黨在1948年贏得白人大選後立即把一系列種族隔離政策用法律條文固定下來，將種族主義制度推向極端。為“維護白種人純潔性”、禁止白人與“非白人”通婚或發生性關係，南非政府相繼頒佈了1949年《禁止（不同種族）通婚法》和1950年《不道德法》；以膚色為依據，南非當局1950年又制定了《人口登記法》，對白人、“有色人”和土著人的劃分規定了嚴格標準，此後的《集團居住法》又嚴格將不同種族的人居住區域和地點分開，一個地區被指定為某種族的居住區，其他種族的人必須搬出該地區。這些強化了的種族隔離法令使得黑人的政治地位不斷惡化。國民黨上臺後更是變本加厲，非洲人、“有色人”和亞洲人曾經有的一點間接代表權力被取消，1948年連亞洲人選舉幾名白人作為他們的代表進入議會的權利也被剝奪。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僅僅是在20世紀70～80年代才有所改觀。楊立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演變”，《世界知識》；
三、我的大學：西方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2）
1990年第12期。
當時，美國一部分有識之士已經開始站出來反對南非這種不公平的社會制度，他們舉行###和遊行，把宣傳場所放在了大學校園裡面，透過這裡的國際交流環境把反對種族隔離的聲音傳向世界，同時透過這些活動對美國政府產生壓力，促使美國政府與南非政府就廢除種族歧視制度交換意見。他們清楚，政治上的要求很容易就能透過經濟上的手段體現出來，如果是美國以經濟制裁相要挾，南非必然難以承受，不得不尋求種族政策方面的改革。受這些活動的影響，奧巴馬所在的某個學生社團決定邀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的官員來學校進行演講，希望藉此激發聽眾的熱情，在校園裡聚集更多的力量，促使政府做出有利於國內種族和解的行動與政策。很明顯，活動的組織者透過南非種族問題的國際干預看到了影響政府行為的有效途徑，他們想把這樣的模式引用到國內問題上來。
演講之前，組織者安排了一個墊場劇，由奧巴馬和幾個朋友負責排演。那是一個挺有創意的表演，奧巴馬在眾人面前力陳種族隔離制度的荒謬性，而其他人則在奧巴馬演到一半的時候像幽靈一樣悄悄地爬上臺又拖又拽，試圖阻止他。整個表演想表現的是南非的種族鬥爭現狀，即黑人在政府裡沒有自己的聲音，而政府則想方設法在暗地裡破壞黑人的民權運動。
奧巴馬大學生涯進入第三年，西方學院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交換生專案，允許一所學校的學生申請到另一個學校完成學業。奧巴馬得知這一訊息後欣喜若狂，他早就聽說紐約黑人區是黑人的聚居區，眼前的機會剛好能讓他去實地感受一下。
紐約的一切和奧巴馬在西方學院的芝加哥同學嘴裡描述的浪漫場景大相徑庭。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