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隨時再作出擊的計劃。
從明朝初年直到張居正時代，最大的敵人只是北方的韃靼。明朝對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築北方的邊牆，這是有名的萬里長城，當時的國防工事。在長城以內設有九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太原、固原。用現在的術語，便是九個軍區，居正所謂“神遊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帶，敵人底勢力比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鎮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內長城以內，也還安定。吃緊的是遼東、薊州、宣化、大同四鎮。嘉靖二十九年，設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一員，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一員，簡稱薊遼總督，宣大總督。這是北京的左、右兩翼，拱衛國家底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為薊遼總督、宣大總督；總督入京，便是兵部尚書；有時特任兵部尚書，出為總督。從一切的體制裡，都看出對於薊遼、宣大的重視，四鎮之中，最吃緊的還是薊州。
最初，遼東還沒有受到外來底威脅以前，這裡距離韃靼的中心還遠，所以不十分吃緊，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險可守，所以最危險的還是薊州。自從放棄三衛以後，北京東北直至山海關，中國和韃靼的交界，只剩一條邊牆，敵人可以隨時從喜峰口、黃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敵人入境以後，他們可以隨時包圍北京，薊遼總督只能在外線掙扎。情勢真是最危險了，所以隆慶五年，薊遼總督劉應節上言“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臂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成，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借鄰鎮，亦目前苟安之計。”應節三計，上策是戰略的大成功，恢復大寧以後，東北的國防線縮短，東西聲息相通，北京的外圍，增加幾重的保障。但是自從成祖放棄大寧，整個的明朝就沒有恢復三衛的決心。於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薊州。
嘉靖年間，楊博早看到薊州底重要；三十八年楊博上疏：“今九邊薊鎮為重，請飭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他看定當時沒有大舉進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張堅守。隆慶五年，楊博再起，任兵部尚書的時候，他說：“議者以守牆為怯，言可聽，實無實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鬥，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眾，以為當守牆無疑。”他和劉應節底議論，都是隆慶五年的議論。那時薊州已經有一番佈置，中國和韃靼，也暫時維持和平的局勢。
隆慶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底中部。同時土蠻進犯薊鎮，掠昌黎、盧龍，直至灤河。整個的北京又陷入戰爭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嚴。穆宗下詔群臣議戰守事宜。居正《陳六事疏》所稱“眾言盈庭，群策畢舉”者指此。這時吳時來已自橫州回朝，進工科給事中了；時來上疏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他主張用這三位討破倭寇的大將，練兵薊州，抵抗北方的敵人。一則時來是徐階的門生，二則譚綸等也是當日第一等的人材，這個主張終於實現了。譚綸本來總督兩廣軍務，立即召回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大猷老了，仍舊駐紮廣西，為廣西總兵官，沒有動。繼光召為神機營副將，隆慶二年五月，奉令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從此譚綸、戚繼光都到北邊練兵，居正也和他們結下深切的關係。隆慶六年，居正當國，譚綸人為兵部尚書，直到萬曆五年四月病歿為止；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歿以後，方才調往廣東。
譚綸就任薊遼總督以後，第一著便是練兵，疏稱：
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眾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為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為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