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在某次接受採訪時，希爾滿臉笑容地回憶，“我對這個壞傢伙假意奉迎，我們之間曾經一度打得火熱。”這兩個人彼此之間真是很合得來的。
希爾的第一個問題是把那些繪畫誘騙出盧森堡，因為秘密警察不得在那裡從事偵破活動。這項法律規定並不是針對蘇格蘭場，而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沿襲下來的，那時出臺這項條例是為了確保蓋世太保——德國納粹的秘密警察不會在盧森堡大肆出沒，但是如今，它的存在給蘇格蘭場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希爾編造了一個故事，他希望能夠用這個故事抵消盧森堡給自己的工作帶來的麻煩。他對馬爾維希爾說，安特衛普機場會是一個非常便利的交易場所，雖然那裡稍微有點兒不合常規。希爾表示他會在安特衛普機場付錢給馬爾維希爾，換得那幅畫，然後他會搭乘一架小飛機離開，取道法國、義大利，然後飛赴黎巴嫩。儘管希爾沒有把話說得特別露骨，但他還是給馬爾維希爾留下了線索，暗示僱傭自己購買名畫的神秘豪客就是住在黎巴嫩的，而那裡也正是那些名畫的最終歸宿。
馬爾維希爾迫不及待地要看到錢，他答應得非常爽快。安特衛普沒問題。但是希爾一直在談論的那筆錢落實得如何了？
希爾告訴馬爾維希爾不要擔心。錢不是問題。重要的是畫不會有問題吧？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1 安特衛普遭遇戰（3）
所有的非法交易都要非常謹慎，因為誰都不相信誰，與此同時，他們又互相需要。對於雙方來說，實際上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一隻手插進夾克衫的兜裡，當它重新出現的時候，天知道是攥著一張支票，還是一把手槍。
1993年8月的一個夜晚，在安特衛普，用過了德凱撒酒店的晚餐，馬爾維希爾對希爾說，他有些東西要給希爾看看。此時距羅素堡失竊案已經有七年了。兩個男人走到了鄰近的一個停車場，坐電梯上了三樓。停車場裡已經停滿了車輛，馬爾維希爾和希爾來來回回地走了幾分鐘，以確信他們沒有被人跟蹤，近旁確實沒有人。
馬爾維希爾在前面引路，走到了一部賓士轎車的邊上，他示意希爾也走過去，隨後開啟了後備箱。裡面是一個黑色的塑膠垃圾袋。希爾小心翼翼地捲起了袋口。就在袋子裡面，是毫髮無損的、仍舊裝在畫框裡而不是被切割下來並胡亂捲起的《寫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維米爾留下的傑出畫作。小心翼翼地，希爾把這幅無價之寶捧在了手裡。
“把那樣一幅畫拿在手上，真是太讓人驚喜了，”十年之後希爾回憶道，“毫無疑問，是維米爾的真跡。面對一幅如此美妙的畫，你根本不可能產生懷疑，擔心說‘這是真品，還是贗品’？它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你就如同遭到了當頭棒喝。”
馬爾維希爾是個“非常務實的傢伙。對他來說，買賣失竊藝術品無非是一門生意，賣一幅名畫給我，跟賣一卡車羊皮大衣給我沒什麼兩樣”。
對著這幅維米爾的名畫，希爾嘴裡長吁短嘆，儘量擺出一副藝術品掮客面對藝術瑰寶時的忙亂神情。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個對藝術很懂行的人，並且作出懂行的人應該有的正常反應。希爾開始大談這幅名畫的歷史，讚歎其構圖是何等之美，在捧起這幅名畫的時候，他還特地用手帕裹著手，以保護畫作。趁著馬爾維希爾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言語所吸引，希爾悄悄地將自己的指紋按在了畫布的背面。
那是個預防措施。希爾的這些黑道“朋友們”樂於和他一起去喝一杯，但希爾心裡非常明白，該出手的時候，他們也會非常樂於槍殺希爾。有時希爾會談起那些“落入野蠻人之手的被竊藝術品”，他的聽眾們總是會作出假定，認為他口中所說的野蠻人對自己所偷來的東西毫無鑑賞力。這種假定並沒有錯，但是希爾的本意還不止於此。像卡希爾這樣的黑幫分子們不僅像野蠻人一樣粗魯，更是像野蠻人一樣充滿暴戾。現在，希爾把自己的指紋按在畫布的背面，如果哪天他不見了，那麼等到警方透過其他途徑終於尋回這幅名畫的時候，他們至少能夠獲得一些線索，知道希爾的失蹤是與這幅維米爾的名畫有關聯的。
隨後，希爾把畫遞還給了馬爾維希爾。
一週之後，輪到希爾來安排會面，讓馬爾維希爾眼見為實了。在花旗銀行的幫助下，蘇格蘭場設法出具了兩張支票，已經填好了馬爾維希爾的名字。一張支票的額度為一百萬美元，另一張是二十五萬美元。至於為什麼馬爾維希爾需要開兩張支票，以及他如何與貨主分配這些錢，沒有人問。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