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當克麗斯蒂娜開始頻頻出入於“音響舞廳”時，我並不怎麼高興。但她的朋友凱茜和“團伙之家”的其他年輕人都去那裡，所以，我想，好吧，幹嘛要禁止克麗斯蒂娜去呢？我記起我當姑娘時代被父親剝奪的那些元害的娛樂。
當克麗斯蒂娜給我介紹了戴特萊夫，我還是表示應允。她是在“音響舞廳”認識他的，他給我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彬彬有禮，態度開朗，和藹可親。
一個挺可親的男孩子，是吧？所以我發現克麗斯蒂娜愛上他是正常的。我想：這正是初戀的年紀，要緊的是男孩子要好。而且，我還看出來他真地愛我的女兒。
假如當時有誰告訴我這兩個孩子在注射毒品，我一定會把他們當成瘋子。除了她對戴特萊夫的感情之外，我在克麗斯蒂娜身上沒發現什麼特殊的東西。
相反地，她顯得比以前——曾有一段時間，她激烈地反抗——顯得安靜而鎮定，就是在學校裡，她的表現也似乎好一些了。
她每天放學後都要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她打算幹麼：到一個女同學家裡去啦，到工廠門口等戴特萊夫啦，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可指責的。
在一週之中，一般她是回家吃晚飯的。假如她回家晚一些，就會打電話給我們。有時候，飯後她還會出去，到“團伙之家”或去找朋友——至少，她是這樣告訴我的。
在家裡，她也開始幫我一點忙了。我呢，為了酬答她，有時候也給她一些小禮品：一張唱片啦，多給一個馬克的零用錢啦，但我的朋友克勞斯不同意，他認為，克麗斯蒂娜在剝削我，我應該多想想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可能是對的。但我總覺得該為克麗斯蒂娜做些特殊的事，應該補償她某些東西。只是當時我沒分析得這麼清楚。
我的男友還認為允許克麗斯蒂娜在她的女伴家過夜是錯誤的。實際上，說她到這個或那個女友家過夜，他是不相信的。不過我確實不是窺伺她行動的那種人。我父親曾經時時地監視我，而我並沒有幹過什麼有愧於心的事。
後來有一天，克麗斯蒂娜對我說她已經和戴特萊夫同過房了。“媽媽，”她說，“你都想不出他對我多麼好。”此時我明白了，至少我認為我明白了她為什麼總願意在星期六晚上睡在女朋友家。
好，終於到了這一步。但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怕，所以有那麼兩三次，我允許她到戴特萊夫那裡去過夜。
我怎麼能阻止他們一起過夜呢？何況在電視裡、在報紙上，心理學家們不是反覆地說今天的青年成熟得早得多，不應該壓抑性慾。到處都是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再說，這也是我的觀點。
至少克麗斯蒂娜有了一位固定朋友了，這使我安心。周圍的一些姑娘就像換襯衫那樣更換男朋友，這我見得多了。
在另一方面，正派的方面，我又感到侷促不安，特別是因為克麗斯蒂娜在“音響舞廳”結識的那些朋友，她告訴我他們中有些人在吸毒。她從沒和我說起過海洛因，只是說大麻或失足，她告訴了我一些嚇人的事，她甚至悄悄告訴我說，她的女友巴普西就是個癮君子，但是她描述這一切時的方式和表情表示了她的厭惡，使我一刻也沒想到她也是這麼幹的。
而當我問她：“可你為什麼總和這些人在一起呢？”她回答我，“媽媽，我覺得他們可憐，沒有人願意和他們打交道，可是他們需要人幫助的呀，要是有人跟他們聊幾句，他們可高興了。”克麗斯蒂娜有副好心腸。今天我才知道她是在說她自己。
一天晚上，那正好是一週的中間，她回家很晚，快11點了。她對我說：“媽媽，求求你，別生氣。我和一些夥伴到青年吸毒接待站去了。在這些地方，人們和吸毒者談話，試著挽救他們。”她奇怪地輕笑了一下，補充說：“就是這樣。要是有朝一日我吸上了毒……”我嚇壞了，盯著她。“啊，我不過說說而已——對我，這不是個問題。”“那戴特萊夫呢？”我問。她氣沖沖地說：“戴特萊夫嗎？沒問題，他就差幹這個了！”
這是發生在1976年底的事。從這天起，我有所懷疑，但我剋制住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的男友的話。他當時堅信克麗斯蒂娜在吸毒，用什麼打賭都行。但是我什麼都聽不進去。作為一個母親，要她承認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的失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固執：“不會的，我的女兒不會這樣！”可我還是試著約束她。但我明白地命令她回家吃晚飯，她沒回家。我能怎麼辦？我到哪裡去找她？即使我不是那樣善於剋制自己，我也永遠不會想象到是在地鐵站。我挺高興，因為快9點鐘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