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是他們不能不防的一個因素。
我們這一方犯的錯誤恰恰相反。雖然我們也要向各級領導提交報告和檔案，也就是說，我們的諜報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監督，然而真正意義上的監督是不存在的。我國領導人的地位極其虛弱。為此，凡與威脅到他們地位的潛在危險有關的情報他們都想要，至於怎麼搞到這些情報他們毫不在乎。昂納克慣於在他極力拉攏的西德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語說，東德諜報機構已接到指示，不對他們搞諜報活動。一回到東德，他馬上如飢似渴地閱讀有關這些人的材料，而且強烈地暗示，這方面的情報以後多多益善。
我在書首講述了與中央情報局反諜報人員打交道的一段親身經歷。我感覺，他們讓人相信中央情報局內沒有鼴鼠的勁頭比找到鼴鼠還大。1985年哈撒韋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上稱：“中央情報局核心部門從來沒有發現過有蘇聯間諜。也許這些特務隱藏得很深，躲過了我們的眼睛。但我對此表示懷疑。”此後不久，兩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報局開除的霍華德叛逃到蘇聯，把中央情報局莫斯科站的諜報活動告訴了克格勃。直到一位克格動高階官員尤爾琴科叛逃到美國後，霍華德的事才敗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話，哈撒韋的話倒也沒錯。霍華德向蘇聯人告密時已經離開了中央情報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過於絕對。我見過這個哈撒韋。此人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工作認真負責的諜報官員。我內心思忖道，為什麼他甘於粉飾中央情報局的弱點呢？我有一種直覺。哈撒韋擔心名聲已經不佳的中央情報局經不起新醜聞的折騰了。
中央情報局為推翻卡斯特羅搞的未遂政變以及在中美洲的種種莽撞活動，使它在保守黨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們在華盛頓和紐約站的諜報人員對美國70年代和80年代諜報機構的評價表明，它的威望遠遠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諜報人員因此士氣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學專家都會指出這一點。在公眾眼裡，中央情報局不僅行動詭秘，而且管理無方。前一種看法對於一個龐大的諜報機構來說很正常。而後者的惡名任何一個諜報機構都背不起。諜報機構是心理不穩定的地方。其內部心態很快會反映到工作人員的行動上。有關叛徒艾姆斯的報道表明，中央情報局記憶體在著一種極為強烈的自我厭惡情緒。艾姆斯不僅不喜歡自己所在的單位，而且鄙視它。蘇聯的叛逃人員恐怕就沒有這種感覺，例如戈爾迪夫斯基。他們變節常常出於意識形態或個人方面的原因。雖然他們對克格勃內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並沒有因此失去對它的敬畏。戈爾巴喬夫上臺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報局僱用的第一個庸人。70年代時，美國有一個間諜，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務是結識訪問西德的東德外交官、商人和學者，並從中發展間諜。應該說，中央情報局利用這些東德人出國訪問的機會拉他們下水的想法並不壞。這比在東德境內蒐集情報風險小多了。1973年，我們著手對中央情報局在波恩外的諜報活動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調查和分析。透過監視在雞尾酒會、體育俱樂部、酒吧和咖啡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什麼人主動找東德出國人員攀談，我們很快擬出了一箇中央情報局諜報人員名單。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們查出他的真名叫福爾肯。而他和中央情報局還被矇在鼓裡。起初我們只是派人跟蹤他，看他找什麼人接觸，從而弄清他想蒐集哪方面的情報。慢慢地我們開始用自己的人誘他上鉤，向他提供了一些無足輕重的秘密和假情報。目的是將美國人的反諜報工作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摸清我們的真實意圖。可憐的福爾肯信以為真，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發展了這麼多瞭解情況的東德人當特務。一次他對一個密友炫耀說，因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報局給他晉級加薪。國家安全部內的反諜報機構聽說後忍俊不禁。福爾肯得到的大多數毫無價值的情報就是由這個部門的高階官員杜撰出來的。
識別在波恩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簡直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發展潛在物件前必須精心準備，具體做法上要循序漸進，不露聲色地接近對方。中央情報局的人可好，總是明目張膽地拉攏我方人員。我們誘其上鉤的人常常抱怨說，這些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對東德的經濟困難十分無知。由於他們對東德的情況一知半解，我方人員很難決定用什麼樣的假情報牽著他們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特工的素質極差，工作毫無章法。我國領導人不禁擔心美國不再重視東德。
後來我們才知道，有關東德的重要資料美國是透過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