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麥卡錫參議員的瘋狂反共活動以及中央情報局在拉美地區乾的壞事，我不僅知道，而且深惡痛絕。不過因為從小在一個開放的國際環境下長大，我沒有像許多社會主義者那樣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熱症。我對美國的瞭解源於羈旅莫斯科時從美國朋友那裡聽到的情況，在柏林當廣播電臺記者以及採訪紐倫堡審判時的親身經歷，外加每日必讀的西方報刊。當然，我是帶著厚厚的意識形態濾色鏡閱讀這類報刊的。我的工作就是駁斥西方報道中的種種政治觀點和結論，並儘可能令人信服地為針鋒相對的蘇聯立場辯護。因此我與像菲希爾這樣的美國朋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隔閡。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他作為艾森豪威爾參謀部的上尉軍官常來柏林。我倆重逢後分外高興。然而雙方都有互不信任之感。
我對美國人的政治思想、意圖和憂慮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兩位美國人。他們是我吸收的首批美國間諜，始終沒有暴露身份。雖然今天這兩人已經作古，我仍無意在這裡說出他們的真名，權且以化名稱呼。一個叫馬勒（“畫家”），另一個叫克拉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