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綿延東漢後期的黨亂中，閹人自覺充當了王權維護者的角色。而外戚——作為皇帝的母系，他們對王權的覬覦完全可以看做母權復辟的一次徒勞。但這種復辟企圖直接瓦解了封建制的基礎：皇帝不再信任自己的親族和外戚，“家天下”的局面被最終打破了。從夏以來就實行的“封而建之”徹底終結了。晉爵、封國制度趨於式微，貴族政治處於崩潰的前夜。在這種利益博弈的格局中，閹人乘機攫取了以下權力：
中樞機要之權
察舉用人之權
監議朝會之權
典領軍務之權
司法治獄之權
內廷財務之權
封建制的崩潰最終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帝政的加強，二是地主階層的興起。這容易理解，分封制度讓皇權部分地服從於族權，並進而服從於家庭倫理，這顯然不利於威權政治的形成；而諸侯各領其國，領地內的百姓都可以看做是領主的奴隸——地主階層在這樣的所有制關係中是不可能形成的。
與此相伴的，是人才選拔制度上的革命。跟封建制呼應的察舉制衰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科舉制——九品中正制可以看做是貴族政體在人才選拔上的負隅頑抗。新興的科舉制代表了地主階層的利益訴求，他們在經濟上處於上升時期，在政治上也同樣謀求本階層的代言人。而剛從族權中解放出來的皇權，也勢必要求新興知識階層的支援，一種結盟關係於是形成：地主以及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識分子和擺脫家族牢籠的皇帝開始了他們的蜜月期，他們共同服從於一種官僚政治。
但這一切並非一帆風順，從漢末到隋初的漫長年間，中國社會諸多紛擾，這讓知識分子逐漸喪失了對政治的信心，他們不斷地歸隱，並最終形成一種隱逸之風。歸隱的知識階層來到鄉野，他們直接啟蒙了事實上已處於自治狀態的農業生產者，並讓後者在主體意識上獲得最終覺醒。覺醒了的農業生產者孕育了地主階層。這個過程如此漫長，以至於我們認可的官僚政體在隋初才緩慢成型。而武則天的當政，儘管沒有觸及新興官僚政體的根本，但從象徵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這樣理解：它是貴族政治的一次迴光返照。
在官僚政治春風得意之時，宮禁中的閹人顯然寂寞無比——在政治上，他們的確沒有發揮的餘地。但地主階層的上升勢頭很快令皇帝不安起來，他們的最高代表——宰相 ，儼然已處於官僚政體金字塔的最高階。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任由這種官僚政體邏輯地發展下去，中國早在唐代中葉就可以實現君主立憲制。皇帝的親族已然退出了權力場域，但皇帝本人，顯然不願意接著退出。反擊開始了 ，勢單力孤的皇帝既已不能尋求親族的協助，就只有把注押在閹宦身上。中官重新被授權：
閹的制度史（5）
官僚身份權
典領軍務權
又一次被培植起來的閹黨並沒有堅決地站在皇權那邊，他們跟朝臣較量 的同時，也讓皇帝吃了足夠的苦頭 。
宋代的文官制度化解了帝國內部的戾氣，使得各方力量都能在一種溫文的背景下展開對話。地主階層依然強大，但他們貢獻給帝國的，只能是賦稅，以及文治所需要的操守和智力。但這直接導致了尚武精神的消弭，從而在根本上，將帝國置於一種非常險惡的國際環境中 。
草根皇帝朱元璋汲取了唐王朝的教訓，他一方面禁止宦官干政 ，另一方面廢止宰相制度 ，這使得決策權和行政權集於皇帝一人之手。這種集權嘗試不久便宣告失敗，分身乏術的皇帝實在無法事事躬親，處理如此繁雜的帝國政務 。但宰相制並未恢復，取而代之的是內閣制。儘管內閣設有首輔，但相較其他內閣成員，首輔並不享有絕大的權勢——內閣內部，實質上是一種分權態勢。地主階層以及由他們輸送的官僚集團，被有效地瓦解了。
但作為帝國行政體系的上層，內閣並未徹底放棄參政的權利：各類奏章的批答，先由內閣草次小票，名曰“票擬”，再由皇帝“批朱”。明眼人能夠看出，內閣的地位相當於智囊團或者顧問機構。在朝臣權力旁落的過程中，宦官權力卻在滋長。皇帝即使僅僅硃批票擬，也是一項繁雜的任務，於是，司禮監太監 開始“代勞” 。
朱棣 繼位後，置父親禁令於不顧，命人教習內廷閹人讀書識字——知識型宦官的批次出現，使得朝臣的知識分子身份不再具有顯見的優勢，從而讓宦官執掌批朱傳旨權、參加閣議權、監國顧命權、立法改制權、進退大臣權、出使鎮守權、刺探吏民隱事權 變得富有託詞：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