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父親和叔父們從外地回來，曾問過我在“大鳴大放”中都寫了些什麼，要我今後小心謹慎，說是上面已經通知，將對那些在“鳴放”中走過頭的中學生嚴肅處理。當時我不以為然，也害怕重提這件倒黴的事。過去的已經過去，新的生活正在開始，為什麼要把過去的事揪住不放？為什麼用審問的口氣追個不停？可是父輩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不久校長也公開警告我了。3月18日他到班上講課，一開始就說：“‘大鳴大放’時有一個署名‘邱必特’的同學，寫了一張大字報叫《論辯‘正’法和共產主義》，這篇文章肆意歪曲馬列主義理論，惡毒攻擊黨的領導，極力汙衊共產主義，是一株大毒草。據說‘邱必特’是美國一個反動科學家的名字，看來這位同學十分羨慕他囉！這可要不得呀！”
校長的話象一塊沉重的石頭，猛砸在我的頭上。我頓覺頭暈目眩，不知所措。校長分明指的就是我，那篇文章是我寫的。可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且不說“歪曲”、“攻擊”、“汙衊”等罪狀，單就那個署名，我是借用古希臘神話裡一個愛神的名字，哪裡知道美國有個科學家也叫“邱必特”。也可能是校長自己臆想出來的。我不明白校長為什麼要這樣來理解我的文章，看待我本人。他在講解《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時，不是一再強調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嗎？難道校長把我的問題看成是“敵我矛盾”？
我不敢再往下想，我只在心裡強烈地申辯著，寫大字報時根本沒去考慮文章是否有“毒”，更沒有想到後果會是怎樣。一時想到什麼寫什麼，儘量把看到、聽到的都寫出來，連別處抄來的也貼出去，還唯恐落人後。除了爭取表現，還能有什麼目的？無非有一股逞強好勝的心理，大字報要寫得比別人多，文章要寫得比別人好。透過上學期末的“大辯論”，一些同學對我提出批評幫助，我從中得到教育和啟發，也下決心要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並付之行動。看來這一切都白費勁了。（待續）
三、 人生劫難——那次“整團”（2）
我知道自己身上確有缺點。就在前幾天上學的路上，我看到大街上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爬不起來，身上，地上，滿是嘔吐出來的穢物。他在呼叫別人的幫助。可是許多人從那裡經過，看也不看。我走到他身邊，聞到一股酸臭味，心裡有點害怕。旁邊還站著兩個人，卻不去扶他。我也走過去了，但仍不停地回過頭來，只見許多人從他身邊繞過去，若無其事地。我受到良心的譴責，幾次想跑回去幫他。可是想到那幾個觀看的人，想到那些漠不關心的目光，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我心裡還在希望能有人去扶起他，可是沒有，直到我看不見的時候。我心裡十分難過，可憐自己光有一顆可憐人的心，卻不敢鼓起勇氣，大膽去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也許我的道德是太壞了。
為此，一段來我學習了毛主席著作和報刊社論，反覆閱讀有關青年修養的書，給自己訂了幾條規約，迫切要求改變舊我。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
可是校長並不瞭解，或者認為無關緊要，而一定要從政治上替我找出問題來。他只看到一個人的錯誤，不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侷限，這不是一時可以改變的。不允許我有與眾不同的個性，把一個人的個性視為與無產階級格格不入的東西，並企圖透過一場殘酷的鬥爭，要徹底剷除它。
我惶恐憂鬱，校長也許更要懷疑我是一個“危險人物”，一個“資產階級典型代表”。我一向不願意象一些人嘴上總掛著“進步”的詞句，逢人便講自己如何覺悟，如何進步。我認為一個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懶的惡習，於自己的將來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訴別人。
對一個人的缺點錯誤，及時給予批評教育，也許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別是當他已經醒悟並正在改正，還要去揭他的底，不斷加於指責，就適得其反。只能說明是存心要將人一棍子打死，或等於宣佈他自己無能，對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裡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拋棄前軀，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長大，你需要的是陽光雨露和耐心細緻的照料。粗暴的管園人卻說你脆弱，經不起風吹雨打，還說這是劣種長出來的，要‘考驗’一番。他們不給你澆水，說要培育‘耐旱’，他們有意讓你經受暴曬，看你是否‘堅強’。他們說，不能同情，同情是資產階級產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強地回答：原諒我，等我長成一棵大樹，再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