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介紹，他受到蔣的照顧，給他一個“工讀生”的機會，每天工作兩小時，主要是在圖書館的研究室裡整理歷史系從書市上作為廢紙買來的清宮檔案。大學生時代，他寫過一些學術論文，在《清華學報》、《燕京學報》、《清華季刊》、《文學季刊》等刊物上發表，還擔任過清華大學學生會辦的《清華週刊》文史欄的主編、天津《大公報》史學副刊的編輯等工作。他的稿費和工作的收入，除維持自己的生活之外，還供給弟妹上中學。
1934年夏，他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清華大學史學系。本來他是可以再入清華或北大研究院深造的，但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只好在清華大學史學系擔任助教。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多年的熊慶來教授是一位善於發現人才的前輩學者，他不僅發現和培養了數學界的卓越人才如華羅庚教授，而且也發現和提拔了吳晗老師這樣傑出的史學人才。熊慶來在抗日戰爭以前調任為雲南大學校長，他以當時罕見的膽識破格聘請大學剛畢業三年的吳晗老師為雲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於是，吳晗老師於1937年8月輾轉來到昆明雲大任教。那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一起南遷，1938年春最後遷到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不久，他又回到自己心目中的母校西南聯大任教，先是兼課，後改為專任。在聯大專職任教期間，他先在四川敘永的西南聯大分校，後回昆明本校。大約1944年左右經清華大學歷史系提升為教授，從而成為西南聯大歷史系的年輕教授。這在清華還算破格了。 txt小說上傳分享
張友仁 學者和戰士（3）
憤然走出書齋
抗日戰爭中期，國民黨統治區通貨惡性膨脹，法幣不斷貶值，物價飛漲，教授們每月的薪金大約只相當於戰前的十幾元錢。1941年間，吳晗老師因生活困難，不得已將幾千捲心愛的圖書都賣給清華圖書館了。他的老友植物學家蔡希陶先生給他寫了一副對聯：“書歸天祿閣，人在首陽山。”他認為很切合當時賣書換飯吃的困境，把它在壁上掛了好幾年。那時候，有幾年他家住在昆明府甬道附近西倉坡的一座舊屋中。由於夫人長期臥病，他主動承擔起各種家務勞動，天天打水、買菜、做飯。大約1944年的一天早晨，我作為一個學生膳食團體的臨廚（由學生輪流擔任的）和廚工一起到府甬道的露天菜市場上購買副食品，碰到吳晗老師挎著一隻空竹籃也出來買菜，他開口就對我說：菜（指副食品）又漲價了，什麼都貴得很啊！等我和廚工在菜市場上轉了一圈，買足了菜，看到他還挎著菜籃在市場裡徘徊，菜籃裡面仍是空空如也。他只好手指著空菜籃向我苦笑。
那時候，國民黨統治區到處抓壯丁，抓去後軍官們又剋扣軍餉不讓士兵吃飽。被折磨瘦得皮包骨活像博物館裡的“木乃伊”計程車兵，在昆明城外聯大新校舍附近常常可以看到；行軍中倒死在道路旁而被抬往聯大北邊山坡掩埋的，也屢見不鮮。他激於義憤，寫了《給士兵以“人”的待遇》文章，進行呼籲和控訴。而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卻大發國難財，成為不同形式的百萬富翁。他又寫了《吾人並非為製造一批百萬富豪而戰》的文章，進行聲討。
面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民不聊生，以及國民黨軍隊在日寇的入侵面前的節節敗退甚至不戰而潰的局面，他憤然走出書齋。在華崗同志（當時改名叫林石父，字少侯）等地下黨員的幫助下，吳晗於1943年在昆明參加了中國*政團同盟。從此，他為爭取*，反對*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深受進步青年和學生們的愛戴。
在抗戰後期的昆明*運動中
記得在1944年5月3日晚上，五四運動25週年前夕，黨的地下組織透過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生會，在新校舍南區十號大教室裡召開了五四運動歷史座談會，會上先請周炳琳教授報告五四運動時北大情況，聞一多教授報告當時清華的情況，吳晗老師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說：“五四運動是要把人從舊思想舊觀念舊牢籠中解放出來，但是這個牢籠直到今天還沒有打破。現在又被關進另外一個牢籠。”“這兩個時代的牢籠是有區別的。那時的金融資本還不能控制整個社會，現在則財富集中在四大家族等少數人手中。從前是軍閥雖然壞，但他們還自己承認是混蛋，還並不自命為聖賢，不講什麼仁義道德。現在不同了，沒有‘軍閥’了，當局都是‘聖賢’了。而我們卻都被關入新的牢籠中。”“因此，現時代應該做的工作不僅是繼承前一時代人的打倒孔家店等新文化運動，而且還要注意現實的社會政治，絕不能隔岸觀火。”“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