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助理辦公室的沙發上時，老王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也一動沒動。他不像楊曉宇那樣氣勢洶洶，張牙舞爪的熊樣子，他像傻子似地悶不作聲，間或用一根細細的竹籤一下下地摳著自己那厚厚的指甲，臉由白變青，由青變紫，像電影裡不斷變換的鏡頭。
當王祥又按部就班地問著姓名、年齡，籍貫，職務時，他竟像一個剛會發音的孩子，一字一字地向外吐著。給人的感覺這聲音好像不是從他嘴裡說出來的，而是從鼻子裡憋出來的或肚子裡閃出來的。當寧長問他是否有索賄行為時，他苦著臉，一聲不吭，又一下下地摳著指甲，有幾處已冒出了血絲，仍在專心摳挖，好像那並不是自己的指甲，而是在修理一件十分喜愛的飾物，臉上就像給閃光燈晃過的一樣，不時地變換著青、紅、白、紫等各種顏色。
突然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腿和手都爽爽地抖著。然後拿手去身上摸索了三次，才從衣兜裡摸索出一張兩元錢的票子。他用力地拍了兩下腦袋，就重新回到辦公桌前翻找，到底找出一盒紅塔山香菸。再蹣跚地走到寧長他們跟前，哆嗦著一人遞給一支。當他們都說不吸時，自己就莫名其妙地點上一支，慢慢地吸起來，他以前是從不吸菸的。有人從此得出結論：抽菸一半是悶著學會的，一半是閒著學會的，還有的一半（不知這一半應該加到前邊的哪個一半才合適些）是著急上火學會的，老王的煙就是從那一天開始學會的。
等人家再追問他索賄行為，他就一聲接一聲地嘆氣。直到寧長他們終止對老王的第一次談話，他仍是一聲接一聲地喘著粗氣，好像這是一種特長或愛好，只有這樣心裡才舒服，才好受呢。
下午第二次談話一開始，寧長髮現老王的嘴唇三角區鼓起一個紅疙瘩。當他撓過兩次之後，臉色就發白發灰，身上冷得直打哆嗦。寧長趕緊叫鄉里派人送老王上醫院去看病。
第二天就傳出老王生疔，發高燒的訊息，又傳他可能是血液感染，也許是敗血病云云。
半個月後，寧長他們第二次來到紅柳鄉調查民政助理老王索賄案時，聽說他已出院，正在家裡休息。寧長他們不好馬上就去，兩個人便在鄉道上慢慢地溜達，思考著該案的進展和應對辦法。突然迎面走過來老少五口人，為首的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走到寧長跟前撲通一聲將雙腿跪下來，另兩名年輕女子和兩個孩子也齊刷刷跪在路旁。兩個人正莫名其妙，那老年婦女就一邊流淚一邊說道：“老王罪該萬死，念他為黨工作多年，一時糊塗，放他一馬。我們這一家老小還靠他支撐門面，抬抬手吧……”說著遞過一包錢和幾頁寫滿字的稿紙，“這裡有老王的檢討，有他受人好處的錢財。這兩個一個是我的姑娘，一個是我的兒媳，那兩個是我孫子和外孫子。他一出事，我們全家都跟著抬不起頭，沒臉見人，看在我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抬抬手……”接著就痛哭不止，年輕女人及兩個孩子也跟著低低地啜泣，一時間大路上悲聲一片，場景十分淒涼。寧長也心裡酸酸的，他最後說：“你們要好好勸勸老王，一不要上火，二要認清自己問題的性質，積極和我們配合，我們會根據問題的性質和老王的表現，適當處理的。”老婦人就帶著一家三代五口人再三磕頭致謝，才緩緩離去。
案件的最終結果是，對老王留黨察看一年，行政記大過處分，工資降一級，調離民政助理崗位。
此後老王見人就說，共產黨的天下，掙錢要憑力氣和本事，髒事不能做，贓錢不能花，花贓錢睡涼炕，早晚是病。兩年後鄉黨委又安排老王做了民政助理工作，直至退休。工作好壞不說，光錦旗就收了十幾面，表揚信貼了一牆，有人就開玩笑說，老王迷途知返，晚年保平安，光這些錦旗，退休後做衣服都不用買布了。
農村的“花花”案子多，孫村長就比較典型。
孫村長叫孫闖，原本也是個好人家的子弟。從小念書曾是五好學生，班級學習委員，老師曾視其為學校的驕傲，村子裡的希望。十八歲那年穿軍裝當上了人民解放軍，復員後在村裡當民兵連長，各項工作都處處跑在頭裡，老百姓也都喜歡他，大事小事都願找孫闖商量商量，讓孫闖給拿拿主意。偶然一次和鄰村青年的毆鬥使他蹲了四年監獄。出來後曾一名不聞，狗屎一堆。後來因村支書工作太軟，又無合適人選頂替，村民們從“以毒攻毒”的角度（當然許多人對他仍有好感），推舉他當了村長。
起初的工作仍像從前那樣處處走在頭裡，樣樣衝在前邊，尤其在發展商品經濟上使許多老百姓得到了實惠，有的甚至發了橫財，他也於兩年後加入工中國共產黨。他在錢的問題上又不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