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這在以前還從來沒有為外人充分知道過。那個蘇區在面積上僅次於江西中央蘇區，作為這個廣大地區的第一支游擊隊的組織者，徐海東對它的發展詳情，幾乎無不了若指掌。
徐海東給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產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不論在態度上、外表上、談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實上，除了賀龍以外，他大概是指揮員中唯一的“純無產階級”。雖然紅軍中的大多數下級軍官出身於無產階級，有許多高階指揮員出身於中產階級或中農家庭，甚至出身於知識分子。
徐海東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很為自豪，他常常笑著稱自己是個“苦力”。你可以看出來，他真心真意地認為，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無私、誠實——而有錢人則什麼壞事都幹盡了。我覺得，他就是認為問題是那麼簡單，他要為消滅這一切壞事而奮鬥。這種絕對的信念使他對自己的大膽無畏，對他的部隊的優勢所說的自豪的話，聽起來不致於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覺。他說：“一個紅軍抵得上五個白軍。”你可以看出，在他看來，他這話不過是說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他的自豪的熱情未免有點幼稚天真，但是極其真誠，他的部下對他的擁戴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裡。他對自己的部隊極感自豪——不論他們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戰士、騎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對他們的列寧俱樂部，他們的藝術化的招貼——的確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對他的幾個師長——其中兩個“象我一樣是苦力”出身，一個只有二十一歲，當紅軍卻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東很重視能夠表現身體強壯的事，他打仗十年，負傷八次，因此行動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遺憾。他煙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長，四肢靈活，全身肌肉發達。他的每條腿、每條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過傷。有一顆子彈從他眼下穿過他的腦袋又從耳後穿出。但他仍給你一個農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剛從水稻田裡上來，放下捲起的褲腿，參加了一隊路過的“志願參加”的戰士的隊伍。
我也打聽清楚了門牙是怎麼掉的。那是在騎馬失事時碰掉的。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了一個戰士，徐海東拉緊韁繩想看看那個戰士有沒有受傷。馬一受驚，把他撞在一棵樹上。兩個星期後他甦醒過來時，發現他的門牙已嵌在那棵樹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會受傷嗎？”我問他。
“不怎麼怕，”他笑道。“我從小就捱打，現在已經習慣了。”
事實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說明他今天為什麼成了一個革命者。我向他問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來很費力，因為象所有的紅軍一樣，他只肯談打仗。我從記下的幾百字的筆記中，選出少數一些重要事實在這裡。
徐海東於一九○○年生於漢口附近的黃陂縣。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於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破的一個窯裡做工，僅可餬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
“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為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唸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裡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裡告狀，打的又是我。
“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里。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裡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裡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
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戲了。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裡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間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麼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