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文上面，朕希望推行新文，字形不求簡化，但行文記敘不再追求文化，而是追求規則化，在口語化的基礎上進行規則化，帝國地法律如果帝國子民都看不懂，那我們制定法律有什麼用，帝國的德法同治的根基就是讓帝國子民懂法、守法而不違法，而不是他們犯法了，我們再去處罰，朕說的法制帝國，他不是一個用法處罰的帝國，而是一個守法的帝國。”
“文教總院準備主持國語的新化工作，朕的標準是語音的統一化和天京化，行文的規則化，推行標點符號和巴比倫數字符號，數學、天文學、統計學和自然學科的學術論文中，涉及到數字的時候，都採用印度數字符號，即0…9的數字符號（公元前三世紀，已經從印度的婆羅門時代誕生了）。我們的很多文啊，一句話寫出來，能有四五種含義，除了寫文章的人，外人都很難清楚真實的含義，只能是推敲，推敲下來，各個人理解還不一樣。你們看，儒家的典籍，那已經論證多少次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這就是行文不規則導致的結果，所謂行文的規則化就是單個字和詞彙可以多意，但一句話必須有非常清晰的意思，不允許有多種意思，寫文章的人，多寫幾個字會死嘛，不會死為什麼不多寫幾個字，把意思表達清楚啊，那都是效仿古文，周朝文字量不足，所以行文只能一句多意，現在呢，文字的量已經足夠，但很多學者還是在拼命地效仿古人，寫出來的文，含含糊糊，不知所云，連朕都經常不知道他那幾句話具體的意思到底該怎麼理解。朕啦，不要求行文完全口語化，這樣一來，文章的美就沒有了，但朕希望那些寫文章的人，多寫一些字，接近通常的說話，把意思表達清楚，引經、押韻、據典都很正常，為了文章的華美嘛，可你寫學術論文，寫史志，寫劇本，就不要給模模糊糊的，要讓懂漢字的人都能清楚明白你表達的意思。說到底，新化就是介於文言文和口語化之間的規則化，語法化。”
“還有避諱的問題，從朕開始，天下文章都不用避諱，否則那些文章寫出來的意思更含糊。荊揚兩州早期就推行了文的言化工作，也就是最初的新化工作，一方面是略微口語化，但主體上還保持著非常規則地設定。使大多數的典籍都有荊、揚兩地的官方認可註釋版本，官方的註釋版本一出來，各個學者就不要再去註釋，很浪費帝國資源。一個《大學》，帝國就有二十多個註釋版本，各家有各家的註釋。沒有幾個版本在細節註釋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文教總院必須在新文規則誕生後，準備負責三個具體的專案，一個是《帝國總辭海》的編訂，對全國內的各地詞語進行總彙，二是統一教材和法律註釋的新化，推行民眾的普及化教育，新化就是必須進行的事情，對於字型上。也適當的簡化，對主要運用的三千字，要進行統一的簡化。不要簡化到失去原先的象形意，即適當縮減筆劃，凡是筆劃再十六筆以下的都沒有必要進行簡化，凡是常用的三千字，即《漢文三千字》之外的字。即使超過十六筆也沒有必要簡化。”
“第三呢，將華夏年以前的文章稱為古文，對以後的文章稱為新文，將所有古文都進行官方新化工作，這是文教總院十年內都做不完的工作。要仔細的完成，制定詳細的實施計劃，按部就班的完成。文教總院要主持好，各大學府承擔主體工作，對傳統典籍文章進行標準註釋，以後就禁止註釋工作，不要國家政府註釋了以後，一些人再來新釋，讓一個典文的含義有幾十種，結果所有大漢學者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引經據典的考證古文的真正含義，還美名其曰做學問，這種事情給朕少來，除了文學院和歷史學者外，誰再這麼無聊，立刻剝奪國家年俸資格，大千世界不去研究，一天到晚的埋在幾百年前的書籍裡，就為了考證具體的含義，還得意洋洋的自稱古學至上。朕不阻止他們研究這些，想研究的話，朕一分錢不給，有本事他就做一輩子的窮學究，也不要看到別的學者研究新技術獲得大量的獎勵而埋怨，朕知道，很多研究古學經典的學究們都說朕不重視祖先，祖先那麼多話不去研究，祖先那麼多的經典不去宣揚，祖先那麼多傳世之禮不去推廣，那胡昭，你把朕的話傳下去，朕尊重祖先，但朕更尊重祖先不畏艱險，勇敢開拓的精神，凡是非歷史學、文學和語言學的學者，不研究本學科學術，跑去翻書探典的，研究古學的，一律取消學者年俸。”
胡昭道：“聖上的意思，臣明白了，文教總院在近期時間就加大相關的工作，以確保全民基礎教育的推廣！”
劉協微微頷首道：“所謂基礎教育，就是要他們識字，看的懂中央的公告，看的懂雜誌和報刑，看的懂律法規章，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