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薄如絲絹般的霧氣繚繞在金碧輝煌的大殿中，劉協坐在桌案前，迎著碧亮的光華，提筆寫著《新道德經》，賈詡陪在他身邊，劉協每寫一段就交付給他過目。
每看一章，賈詡就忍不住點頭，連看了三章之後，賈詡道：“聖上，統一大業就要完成，聖上此後打算如何管理天下呢？”
劉協看了看他，道：“你也聽說羅馬那個使臣馬克西米努斯所說的羅馬制度，你認為好嗎？”
賈詡答道：“或許有可借鑑，但並不適用，臣不能完全理解，如果臣都不能理解，尋常大臣如何能接受，尋常大臣都不能接受，那百姓又該如何接受呢？”
劉協放下筆，問賈詡道：“文和知道朕為什麼要親自執筆編寫《新道德經》？”
賈詡道：“自然是為了大漢的統轄，讓百姓也能安心從業，遵守禮法！”
劉協道：“歷來新政改革都是側重民生農商，卻沒有考慮過，一個國家要強大，而且是永久的強大，就必須有強大的國民，也就是強大的百姓，什麼叫強大的百姓，能征善戰的百姓嗎？鬥狠好戰的百姓嗎？還是知識豐富的百姓嗎？其實都不是，強大的百姓是遵守律法，有公德的百姓，儒家的君子之道，只會讓百姓望而興嘆，不敢去追隨，因為這種君子是幾百年才能出現一個人，對百姓根本沒有約束力，百姓沒有自我約束就會散漫，有點小錢就會滿足。你看現在荊州、揚州一帶的百姓，他們過了十年過於安逸的日子，再從這兩州抽調兵員是多麼困難，以前新野預備軍一招人，荊州的百姓都把兒子送過來，因為新野預備軍可以幫他們養兒子，可現在呢，老百姓家裡養幾個兒子都不成問題，而新野預備軍能招的都是涼州、交州、和荊州部分山區的子弟。荊州的就招不到了。換句話說，我們和老百姓說，新野預備軍和其他各地預備軍是國家長盛不衰的保障，但老百姓不管這些，他們只想滿足自己的小家，他們就沒有想過，一旦國家難保，哪裡來的他們這些小家。冷漠啊，冷漠的漢族百姓啊，你看看漠北那些民族，哪家子弟不參軍的，只要國家有難，那是全家男丁皆從兵啊，可咱們大漢的百姓呢，國家一有難，立刻舉家老小到處躲避。寧可土地也不要了。四處躲難也不想把家中男丁推出來從武，國家強徵兵丁就說國家暴政，從這裡可以說，大漢帝國可以配稱一個大帝國，但百姓不配稱大國民。”
“從新野預備軍的問題上就可以看出來，老百姓沒有把自己和大漢帝國綁到一起。天下一頹敗，就把責任堆積到帝王身上。至於大漢的那些文人，也有幾個有真正能夠做到理性呢，咱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孝桓皇帝的時候稅確實很高，但到底有多高呢，朕翻了下洛陽的記載和各縣治記錄，孝桓皇帝時候的糧稅比光武皇帝的時候高了六成，但仔細一算，老百姓還是能活下去，到了父皇早期的時候就不行了，同樣的稅賦情況下，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以文和的才智應該看出來其中的問題了吧！”
賈詡說道：“其中的問題其實很簡單，人口多了，光武皇帝的時候，宛城平均每戶三十畝地，可到了孝桓皇帝的時候每戶自由八畝地，而這一戶的人口還要比光武皇帝的時候多了兩到三個人，田裡產的本來就不夠吃了，再一交稅，自然活不下去了！”
劉協用玉尺狠狠一拍桌子，道：“就是這個問題，大漢兩次盛衰都有這個規律在其中，先是百姓少啊，每戶田地都多，此後百姓多了，每戶田地就只能慢慢變少，再加上盛世之時，豪強富族輩出，他們想過得好就拼命買地，百姓手中的地越來越少，百姓多了各地官員都要增加，盛世太平一到了，官員就沒有抱負了，貪汙受賄也跟著來了，百姓負擔自然更加重了，實際上呢，百姓一多，感覺國家賦稅也就多了，其實糧食產量到底有多大的增加呢，想比光武皇帝和孝桓皇帝的時候，糧食產量不過增加了三成，國家賦稅卻增加了一倍，那是稅重了，不是每戶百姓收入高了，實際上即使不增加賦稅，百姓的收入都是在減少。”
“為什麼呢，因為每戶田地多，他們可以想辦法使用牛馬耕，雖然畝產略有降低，但每戶百姓平均產糧增加很多，此後，人口一多，各家各戶只有七八畝地，誰還能使用牛馬耕啊，而且家裡人口也多了，那就細耕細種，表面上看來畝產提高，可是每戶百姓平均產糧降低了非常多。”
“從這個角度來看，大漢那些文人所說的盛極必衰都是好廢話，大漢也好，先秦也好，春秋也好，是出了不少大賢學者，他們說了很多看起來很有道理的話，什麼盛極而衰，五德迴圈啊，其實都是廢話，他們只看到了表象，然後總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