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1 / 4)

“幹掉一個何思源,犧牲個把人算什麼?如果在路上幹掉,比保住我們弟兄的生命要重要多了。”毛人鳳口氣緩和下來。

葉翔之沉思一陣,說道:“我會從這件事裡汲取教訓的”。

毛人鳳目露兇光,惡狠狠地說:“我們都應該從這裡邊汲取教訓,對反對我們的人,決不能有一絲手軟。”

傅作義(1)

李宗仁在那張暗殺名單上僥倖撿回了條命。從那張名單上不難發現,凡是被列入前沿的人物,不是德高望重的政界名流,就是與蔣介石恩怨糾葛幾十年的封疆大吏。

傅作義就是其中的顯著代表。

1949年1月,國民黨華北最高軍政長官傅作義將軍面對日益殆危的戰局,審時度勢,斷然

宣佈北平和平解放。訊息傳出,不啻一記悶雷,將蔣介石重重地擊倒在地。當時,蔣介石一心忙於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企圖確保江淮,坐擁南面半壁,贏得喘息之機,再同共產黨抗衡。

因此,面對傅作義數十萬大軍困守北平孤城,他心裡一直盤算,希望傅作義能將精銳部隊由塘沽海上南撤,將國民黨軍在華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傅作義這時經過共產黨的爭取,已打定主意,堅決走和平起義的道路,他對心腹愛將、國民黨三十五軍軍長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鄭重地說:“以眼下前景而論,我們不必悲觀。我已考慮生路是有的,那就是要下定決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義同解放軍的秘密磋商,蔣介石很快就察覺了。為了穩住傅作義,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費盡了心機,他派出的說客一個接一個來到了北平。

首當其衝的便是閻錫山晉軍大將、時任國民黨軍令部長的徐永昌,他和傅作義是同起於晉軍卒伍的袍澤,後來兩人各為其主,但情誼卻一直延續。

徐永昌來到北平,傅作義熱情款待,把酒敘舊誼,朋友間不勝言歡。見火候差不多了,徐永昌單刀直入切入正題:“宜生,聽說你與那邊接頭了,蔣公心中期你甚殷。”

傅作義擱下酒杯,正色作答:“傅某身為黨國大員,怎能不效忠黨國呢?”

徐永昌臉上一陣潮紅,勸道:“我受蔣公之託,於公於私作回魯仲連,蔣公希望你能以幾十年袍澤舊誼為重,將平津的國軍分三路南撤,以便和共軍持久作戰。”

“哪三路?”傅作義不緊不慢問道。

“蔣公的意思,”徐永昌伸出手比劃了個“三”的姿勢繼續說,“共軍大軍壓境,為了儲存實力,以便和共軍持久作戰,希望平津國軍分三路南撤:一路從天津、塘沽經海路撤至青島,另一路經河北、山東到青島,第三路可請空軍協助……”

“哎……”傅作義喟然長嘆,“恐怕晚了吧,共軍已經團團圍住平津,怎麼能衝得出去。即便出去,南撤只能加快被殲的命運。”

徐永昌遭到了這般拒絕,只得失望地返回南京覆命。

隨後,蔣介石敲山震虎般地派出了原軍統大頭目、後任國民黨國防部次長的鄭介民再次飛到北平,除了重複徐永昌的說法之外,又拍打著胸脯保證道:“只要傅總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的所屬人員一定保證南撤成功,他們與我一樣聽從傅總司令的命令就像服從蔣委員長一樣。”

傅作義仍然用那套話不露聲色地回絕了他。

鄭介民不甘心,他又以特務手段公開在不同的場合相脅:“對於那些敢於出頭露面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蹤,必要時就把他們幹掉,以起‘殺雞儆猴’之效。”

傅作義聞之不軟不硬地頂了回去:“我傅某人吃糧當兵幾十年,活到今天好歹也是陸軍二級上將。如果有幾個特務敢於造次,我想他們還沒那個本事。”

鄭介民最後一次去相勸,話還未出口,就被嗆得語塞,只得悻悻而去。

蔣介石見前兩人的勸說都不奏效,為了表明心跡,他最後乾脆派去了自己的兒子蔣緯國,帶上他的親筆信,執子侄輩之禮,並以東南行政長官為籌碼。

蔣介石信中道,“宜生吾兄勳鑑:去歲迭奉慰書,弟因故未復,實深抱歉……西安雙十二事變,上了共產黨的當,第二次國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訓。今聞吾兄處境危艱,欲與共黨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緯國前來面陳。請親自檢查面陳之事項。專此敬候,勳安。弟蔣中正。”

可是,傅作義在南苑機場對“少主傳書”的蔣緯國依然拒絕道:“我半生戎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對人民有利,得失何足道哉!請向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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