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野蠻半文明，文韜武略，智勇雙全，具有比中原農耕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強悍進取的狼性格，還具有較高的禮儀文明，敦厚待民愛民的向心力。
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聯合八個西方戎狄國，親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而“戎車”和“虎賁”都標明瞭周國軍隊的遊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與商紂王七十萬大軍決戰之前指天“大誓”，號召全軍“如虎如羆如豺”勇猛殺敵。而“豺”就是狼。周國兇猛的虎狼之師，以少勝多，取得大勝，滅掉商朝，建立起對中華文明影響極大的西周王朝。
周國在與戎狄民族雜居交融的時候受到了遊牧民族天崇拜和圖騰崇拜的深刻影響，後來周國又將這一影響帶進華夏，並繼續把天崇拜作為華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稱為周天子。
周國和周朝的這種半羊半狼的雜交優勢，使周國和西周不僅接受了一次遊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輸血，而且實際上還對整個華夏民族，重新輸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來被農耕羊血稍稍沖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復到原有的濃度比例。這次輸血產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這些對華夏民族和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偉大人物。那時候華夏族的聖賢，都具有剛強的遊牧精神：性格強悍，胸襟開闊，目光遠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就產生於這個時代，也是對當時民族性格的準確寫照。而這種民族精神中充滿了中華遊牧精神。
農耕所必然產生的不思進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滅的內因，自強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順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張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輝燦爛，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陳陣背靠車輪，伸開腿，繼續說：中華民族以後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國特色的路線發展下去的。農耕必定軟化農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遊牧必定強化遊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延續必須依靠遊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斷輸血。這就是幾千年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規律，而這個規律涉及到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即民族性格問題。
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證明，歷史絕對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積”，而是有其內在的客觀發展規律的。可是中華文明興衰發展的特殊規律直到現在還隱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積”裡。如果不從“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來研究分析這些“堆積”，那麼中國人就永遠掌握不了中國特殊的文明興衰發展規律和中國的命運。
性格對於個人來說，是其能否成功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對於民族來說，民族性格則更是一個決定民族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國家大事。從世界各民族興亡盛衰的歷史看，民族性格屬於民族脊樑問題。歷史證明，一個民族的性格強悍進取，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機會就大就多；而一個民族的性格軟弱，這個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從世界上實際存在的民族價值標準看，民族性格軟弱是一個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為，軟弱的民族性格是萬惡之源，它將導致一系列最可恥、最不可饒恕的罪惡：不思進取，坐井觀天、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叛賣投降、俯首稱臣；人民被殺戮、被販賣、被奴役、被歧視；民族被改種、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無數古老農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軟弱，而被殘酷的世界無情淘汰。世界發展到現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間和資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問題更加突出，因此，必須更加充分重視民族性格問題。為此，就必須從民族性格的視角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演變發展史。
我認為，中華遊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偉大貢獻，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貢獻。而剛強進取的民族性格則是創造和支撐中華文明的支柱。華夏農耕民族是創造古代中華文明的腦與手，而遊牧精神和遊牧性格則是整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脊樑。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西周以後，華夏民族一個主導性的盛衰規律也由此開始：一旦華夏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太強於狼性，華夏就被異族入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一旦狼性太強於羊性，華夏中國就專制暴政，或軍閥混戰，民變蜂起，戰亂不休。只有華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於羊性時，華夏中國才疆域擴大，國富民強，經濟文化繁榮昌盛。
下面，咱們就來看看中國的歷史是不是按此規律發展的，而且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是不是又印證了這一發展規律。
到西周末期，長期的農耕和平環境，使得君王荒淫無度，玩物喪志，烽火戲諸侯。君主性格軟化，無心富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