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杉田玄白著《狂醫之言》，書中不僅對中國醫學，而且對中國所有的傳統文化都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徵中國文明尊崇觀的崩潰。書中還說：“地者，一大球，萬國分佈，所居皆中，任何一國皆可為中土，###亦東海一隅之小國也。”在他們的“文化世界觀念”裡，中國已經不再是絕對的天朝，崇拜中國的“中國中心論”已被“西洋文明中心觀”所代替，這對日本後來放棄鎖國，攝取西方文化，實現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從16世紀上半葉到19世紀中葉300餘年間，日本基本上實現了由古代傳統世界觀向近代世界觀的轉變，而中國則仍沉醉於傳統世界觀之內，未能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觀。直到19世紀下半葉，在兩次鴉片戰爭慘敗的直接刺激下，中國才興起了“世界史地研究”熱潮，併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認識到“顧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神州者，東南之一州也。”若我中國，自謂居地球之中，餘概目為夷狄。……夫地球圓體，既無東西，何有中邊，同居覆載之中，奚必強分夷夏。”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觀念，但與日本相比，已為時過晚。
日本學者富永健一在論及非西方後發展社會實現近代化的條件時說：非西方國家要想實現近代化，除了輸入有形的物質文明外，還應首先實現世界觀的轉變。的確，包括中日兩國在內的眾多非西方後發展國家的近代化屬於“後生型近代化”，在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已極度發達的形勢下，歷史已經不允許這些國家自生近代工業文明，而只能透過學習、攝取的手段，實現近代化。而在學習、攝取西方文明之前，必須首先摒棄傳統世界觀，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進行科學而客觀的估價，形成新的世界觀。一切才能順利地進行。翻開19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的近代歷史，可以發現許多饒有趣味而又截然相反的歷史現象：如中國人反對西洋人進城，在鴉片戰爭後的廣州和福州，都發生了所謂“反進城鬥爭”，而明治前期的日本人則呼籲允許西方人來日本內地旅行，並允許洋人與日本人雜居，以促進日本民族的文明開化。再如1860年日本在籌組萬延遣美使團時，除幕吏外，還有熊本、佐賀、豐後、土佐、仙台等藩的藩士踴躍報名參加，隊伍頗為壯觀。而稍晚出發的晚清出洋，則應者寥寥，士大夫苦於出洋，恥於出洋，與日本出使時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之所以會出現上述截然相反的歷史現象，除了中日兩國長期形成的民族性之外，更重要的因素還在於兩國在擺脫傳統世界觀束縛、確立新的近代世界觀問題上，存在著巨大的時間差所致。這實際上是決定中日早期近代化成敗最重要的深層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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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拐點
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計謀有目標地均衡發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日兩國幾乎同時起步興辦近代教育，然而只過了短短六七十年時間，日本就把中國遠遠地拋在了後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態屬於“什麼都可以型”，中國則屬於“非並存型”。日本在攝取外來文化時，不只是學習科學技術，而是全面學習包括文學藝術、思想文化在內的全部內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國則是有區別，有選擇地接受，結果並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這與近代中日國民的文化性格有關。
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國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鮮明的判斷。近代中日文化的拐點基本上可以確定為1894年甲午一役，但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島國日本的伏筆可謂是打了數百年。晚清沒有理由不敗。
最先進的文化應該是制度文化。而憲政制度則是制度文化的核心點。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個在現代憲政上找不著北的國度還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日本憲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國蕩起了些許漣漪之後終又迴歸到死水一潭，再也波瀾不興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制度優勢是日本擊敗中國的重要保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綿延1300年的科舉制成了中國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終被日本人輕易地踩在腳下，無從掙扎。儘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緊動作，試圖“壯士斷臂”，但歷史的車輪說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近代日本國民的文化性格（1）
美國學者魯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與刀》一書中寫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