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3日離開晉州，在去山清的路上幾次遭到朝鮮農民用石頭、瓦塊的襲擊，“天佑俠團”亮出日本刀，甚至開槍才得以擺脫朝鮮農民的迫襲。在山清因後援未到，旅費告罄，黨派年富力強的內田拔出日本刀衝進山清郡衙。郡守提筆問道：“諸君來有何貴幹？”吉倉用朝鮮語回答：“吾等是為貴國的獨立而來韓的……為借旅費而來。”朝鮮郡守對此無理要求竟被迫應諾。在南原，吉倉汪聖和時擇右一又詐稱他們是日本全權公使、陸軍大將和陸軍中校，騙取南原府使按國賓之禮接待他們一行。
間諜在行動（2）
就在南原賓館，“天佑俠團”研究確定了下一步行動的方針：“第一必須從朝鮮一掃清國的勢力，欲一掃清國的勢力，則必須使日清交戰，以懲清國的橫暴。”“然而朝鮮朝野誤認清國為世界無比之強國，故甘心做清國的藩屬而自得，其愚昧無知實屬可憐。”因此，當前“務必挑起日清之戰端，必須破除朝鮮朝野的偏見”。他們決定先偵察東學黨起義軍情況，然後再前進，並準備好攻防武器，和會見東學黨起義軍時需要公開的《檄文》。還決定正式給這個組織命名為“天佑俠”。隨後便派田中、時澤、千葉、大原和翻譯出發偵察情況，內田負責製造炸彈、日下負責製造投擲彈，大崎協助鈴木、武田、吉倉負責起草“檄文”，大久保提刀巡邏負責警衛。
鈴木等人花了一天的時間制定了《天佑俠檄文》12條。其中對唇齒相依的中朝兩國友好關係進行惡毒的挑撥，並宣稱：“願奉公等為領袖，只要堅持安民興國之志，不惜全力以赴，予以盡力。”“如聽我等所言，吾等將欣然為公等之先驅、冒箭石、排刀劍，進開闢入京城之路，全力以赴死而後已。”
7月中旬，“天佑俠團”一行來到淳昌，受到起義軍總部的接待。他們向義軍宣佈了《檄文》。同時，內田表演了他的柔道技巧，在水裡試爆了炸彈，以顯示炸彈的威力，又給傷員洗傷敷藥以取悅於義軍。晚間，鈴木、田中、武田和東學黨義軍領袖全準進行了會談。當時，義軍對“天佑俠團”的來意雖還不甚清楚，但當時朝鮮嚴峻的現實卻又不能不使義軍對日本存有警惕、懷疑之心。朝鮮上下除一小撮親日分子外，對日本突然無故出兵朝鮮、進駐漢城，莫不感到極大的震驚和不安。本來東學黨起義軍一開始就提出“逐滅倭夷”的戰鬥口號。全準當得知日本陸續派兵到朝鮮時就說：“日軍陸續來我國，這肯定要吞併我國。”因此，當時起義軍在爭得朝鮮政府一定讓步的條件下和朝鮮政府軍達成妥協，簽訂了《全州和約》，從6月11日起，很快撤出了全州，並繼續後撤，靜觀形勢的演變，特別是日軍的動向。因此，會談的結果，起義軍拒絕了“天佑俠團”的所謂幫助。明確表示，義軍還要繼續撤退，以便蓄積力量，準備將來東山再起。第二天起義軍就向雲峰方向退去，和他們分道揚鑣了。“天佑俠團”企圖利用東學黨起義軍挑起和擴大戰火的罪惡陰謀，特別是企圖挑起中朝兩國軍事衝突的陰謀，終於遭到了失敗。
其實日本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是從1872年開始的。當時日本統治階級內部正為“徵韓”爭執不下。9月，日本留守內閣代理大藏卿西鄉隆盛在徵得外務卿副種島臣和參議板垣退助的同意後，派遣部下池上四郎、武市正乾和彭城中平到中國東北蒐集情報。在半年多時間裡，他們化裝成日本商人，從上海乘船經煙臺到營口，然後往奉天“旅行”。當時清政府對他們的行蹤感到可疑，始終派人尾隨加以監視，並一再盤問他們來此的目的。他們總是以“看看有什麼感興趣的貿易，參觀來了”來回答。涉及政治問題時，就以“我們是商人，什麼也不懂”來搪塞。儘管清政府對他們仍進行監視，但他們還是獲得不少重要情報，如遼河幾月幾日開始封凍、何時人馬可以在河上往來、何時解凍等等。此外，奉天省的地形、政治、軍備、產業、交通、風俗習慣，以及俄國人在滿洲的活動情況，都在蒐集之列。在他們回國覆命的報告中說：“滿洲的常備軍積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備軍幾乎是徒具虛名”，“經過幾年###肯定土崩瓦解”，“這是解決韓國問題的最好機會”。這說明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其侵略矛頭一開始便指向了中國。
1873年日本海軍少佐樺山資紀（甲午戰爭侵佔臺灣時是海軍大將）和陸軍少佐福島九成分別深入到華南對臺灣進行偵察活動，由於當時清政府警戒甚嚴而沒得手。福島很快轉為文職作為領事駐在福州。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了日本名畫家安田老山。於是福島扮作畫家的弟子，在安田的掩護下，潛入臺灣，跋山涉水，實地勘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