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勳、林履中隨船焚溺同殞。“來遠”、“靖遠”苦戰多時，“來遠”艙內中彈過多，延燒房艙數十間。“靖遠”水線為彈所傷，進水甚多，均即暫駛離隊，撲救修補。“平遠”、“廣丙”及“福龍”雷艇尾追裝兵倭船，為敵所斷，未及歸隊。此時僅餘“定”、“鎮”兩艦與倭各艦相搏，歷一時許，巨炮均經受傷……
大海戰（10）
李鴻章據此為鄧世昌、林永勝等請恤。鄧勇烈事蹟早已傳遍北京，不僅李鴻章接到噩耗當日老淚縱橫，反覆唸叨：“不料今世尚有此人。”光緒此時更是垂淚撰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特賜“壯節”諡號。同日，李鴻章還轉呈丁汝昌所撰《海軍勸懲章程》，援引鄧世昌船沉誓不獨生之例，建議各艦凡前敵衝鋒盡力攻擊而至船沉，或機器損壞，或子彈罄盡，或傷焚太甚者，準免治罪，仍予論功，以為海軍儲存人才。這一建議被允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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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戰：東亞秩序的拐點（1）
甲午之戰後，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發生改變——中國喪失了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歷史機遇，而日本卻由此開始現代化程序並進入世界列強行列。
甲午之戰，是發生在東亞文明板塊內的激烈撞擊，是由東亞秩序與西方秩序之間的衝突引發的。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使東亞秩序遭到破壞，而日本隨後成為東亞秩序的挑戰者。一些政治學家認為，西方秩序呈垂直結構，以帝國式等級體系將許多國家聯絡在核心國家周圍，即強國將弱國作為經濟政治附庸，進行商品傾銷和資源掠奪。這種國家關係結構是西方社會強盛的制度基礎。而東亞秩序則是水平結構的，自由鬆散地組成宗主國與其藩屬之間的關係。這一體系中的一個要素是“封”，即宗主國給外番賜以封號；另一要素則是“貢”，即由小國給宗主國進貢。這種納貢也有貿易的成分在其中。東亞秩序是僵化的、未受挑戰的，而西方秩序則呈現著現代結構，充滿競爭活力。大陸型封閉式的中華秩序，最終被海洋型開放式的西方秩序撞了個粉碎。在此之前的幾千年中，雖然有一些少數民族對東亞秩序進行挑戰，並取得一些成功，但從未改變這種秩序結構。
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使東亞傳統秩序遭到破壞，日本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當日本發現西方力量的強大，便決定與之合流——對西方列強來說，他們在向中國進擊時如能有一個東亞同謀者，那將極為有用。日本正是在加入西方秩序之後挑戰東亞秩序獲得了某種成功。
西方列強強迫日本要比強迫中國晚十多年。中國的慘敗使日本領導人陷入恐懼而不敢抵抗，以免重蹈中國鴉片戰爭的覆轍。雖然日本人曾試圖在下關和鹿兒島進行地方性抵抗，但以悲慘的失敗結局告終。日本還比中國幸運，它從未被完全拖進一個依附性的“殖民地”貿易模式當中去，它幾乎完全避免了外國貸款和外來投資，能夠僱傭並解僱外國技師。此外日本的條約體系從來沒有發展到正式割讓領土的程度，在明治維新前，西方傳教士也未得到去日本內地傳教的權利，關於勢力範圍或瓜分日本的情況也從未出現。
中日兩國各自承受的外來影響之強度也有所區別。西方在日本的經濟和戰略意圖始終是有限的。對歐洲列強來說，日本是一個次要物件。日本得不到在中國透過鴉片交換茶葉或白銀所形成的商業利潤。口岸開放之後，西方對中國的貿易在數量和價值上都遠遠超過了與日本的貿易。
西方列強對待中日的不同態度影響了兩國的發展速度。新的國際環境給中國帶來了挑戰、刺激和榜樣，也帶來劣勢和屈辱，它迫使中國用新開發的財源來支付由失敗和挫折所招致的債務，迫使中國建設一支現代海陸武裝。西方列強的國際秩序為中國展示了諸種手段，卻又阻止中國使用這些手段；它對中國提出了挑戰，卻又限制並破壞中國起來應付這一挑戰。
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力量劣勢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和海上。為安全之故，清朝統治者在亞洲大陸執行積極的軍事外交政策，北向戰略在清政府戰略決策中居首要地位。
但是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及英國在東南沿海的擴張再一次加劇清朝的不安全感。北方大陸和南方海洋同時遭到侵略，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主權和領土遭到侵略，迫使清王朝開始了戰略的轉移——建立北洋水師並實施海洋戰略。然而，讓一個行駛了數百年的巨輪突然掉頭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更不幸的是，清廷並未意識到“中華秩序”悄然崩潰的事實，以及潛在的強大競爭者日本已蓄積了力量，等待著尾隨在西方列強之